“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想到，2000多年后，一群人为了证明这个论断而穷尽心力，一生孜孜不倦。

事实上，自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试掘的第一铲起，二里头——这片看似普通的土地就和“考古”二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60年来，二里头遗址的钻探发掘工作持续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惊人发现,刷新着“中国之最”，让中华文明史不断溯源向上。

三代考古人重现夏王朝之气派

二里头，原本一个地处古都洛阳偃师市的一个普通村庄的名字。但在中国考古界，她却一直声名显赫。

“三代考古人，在这里蹲点考古已有60年，第一任队长赵芝荃2017年已经去世了，没能看到博物馆开放的这一天。”在二里头村头的考古队工作驻地里，第三任也是现任队长许宏难掩激动，但也心有遗憾。

田野考古条件艰苦,周期长,任务重,特别对于一个大型都城遗址来说,难度就更大,周期就更长。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年,直接参与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有上百人。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往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共有三任,分别是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现任队长许宏。三代考古人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北京和洛阳,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对考古和中华文化的痴迷和热爱，支撑我们走到今天。”许宏说，站在数代前辈学者的肩膀上,在这里工作的人都坚信,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将大为拓展,对中国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的深入探索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这些常年埋头于田野的队员们也不断刷新考古界的“中国之最”。正是这些“中国之最”，让学界达成了普遍共识，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所在，有“华夏第一王都”之誉，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今，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拔地而起，远眺望去规划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身躯之上覆盖了22983块铜板的博物馆，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仿佛一条盘旋的巨龙，显示着威仪四方的华夏最早王朝气象。

开启探寻夏王朝之旅

“如果没有二里头，我国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曾说，很少有一处文化遗址的意义如二里头遗址的这么重大。她的发现，将有实证的中国文明史前推了至少300年之久。在此之前，除了史书中的记载，关于夏朝的存在，没有任何证据。

“三皇五帝”“大禹治水”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股“疑古思潮”中被古史辨学派归为传说。

怎能让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证实夏朝的存在，1959年4月的一天，已是71岁高龄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夏墟”，这是一次带着目标的考古,也是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

下了火车骑毛驴，一日三餐窝窝头，徐旭生带领团队在豫西地区密集考察了一个月后，发现了20余处遗址和自仰韶时期至汉代的陶片、石器等遗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位于偃师二里头村的遗址。

后来人们才惊奇地发现，这个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小村落，却是打开夏王朝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之后的60年，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在这里用他们的手铲解读古老文明留下的无字天书。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60年的持续考古发掘，沉睡了3500余年的夏都城遗址一点点揭开神秘面纱，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都邑格局和作坊遗迹的接连出土让夏王朝的真实面貌也逐渐“浮出水面”。

最令人兴奋的，是一条近70厘米的绿松石龙的出土，这条龙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龙身曲伏有致，鼻眼生动传神，历经千年的岁月，依旧碧绿如洗，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

这一“超级国宝”的发现，让专家学者无比惊喜，大家一致决定将其命名为“中国龙”，并认为它的出土，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事实上，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一直是国家博物馆和各级博物馆陈列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末，创建一个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大家的共识。2016年3月，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工作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重大文化建设项目”；2017年12月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名单。如今两者都将对公众开放。馆内共展出文物2000多件，图版、浮雕、沙盘、VR体验等丰富多样的展陈形式，带给参观者穿梭于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梦幻感受。

在所有的展品中，七孔玉刀、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青玉牙璋、网格纹青铜鼎、乳钉纹青铜爵十分具有代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说，它们既代表了当时二里头先进的青铜冶炼和绿松石镶嵌等科技水平，同时，作为王权象征的这5件文物，也展示出二里头作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所应有的那种威仪四海的文化内涵。

“中国最早王朝”这部剧未完待续

站在二里头遗址中，无人不会被其深厚的内涵打动。而以这一方土地为界，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落下帷幕，众星捧月、一枝独秀的王国时代自此开始引领数千年的风骚。

由于其自身重要的地位，二里头遗址被学者们称为“华夏第一都”，自它被发现的60年来，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

2001~2004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钻探、挖掘出井字形大道，这一道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示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在这条路上还发现了双轮车辙痕，比此前公认为最古老的车辙还早数百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2004年，“最早的紫禁城”横空出世。“宫城遗址虽然仅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但城市布局中轴对称、坐北朝南、功能分区等，为中国后来古代宫城确立了基本范式。”许宏说起时仍难掩激动。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过程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青铜器，方格纹铜鼎、乳钉纹青铜爵是其中卓越的代表，精妙绝伦的技艺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叹为观止。

这和在二里头宫城遗址附近发现的近2万平方米的青铜铸造作坊有着莫大关联，这便是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了，作坊内浇铸工厂、陶范烘焙工坊、陶窖等一应俱全，引领青铜时代的工艺可窥见一斑。

从1959年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已经60年过去了，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文物一万余件。陶器、玉器、青铜器、绿松石、石器……一件件国宝级的文物震惊世界，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王国的兴起、王都的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里头遗址目前勘测的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如今三代人用了60年才发掘了1.75%。”许宏感慨道，在对早期中国的探索中，还有许多谜团有待于破解。“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

心中有来处，脚下便有根。于是，人们依旧相信：“中国最早王朝”这部剧未完待续……

（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董君亚 常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