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抗战胜利后曾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之一”。

梅贻琦主持下的西南联大，高扬“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坚持教授治校，全面践行百花齐放、学术竞放、兼容并蓄的办学风气，为西南联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深厚的治学条件。七年联大常委会主席

西南联大从在长沙初创之始（学校始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抵昆前夕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实行的就是“常委制”。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担任联大常委，其间虽偶由其他教授临时代理，蒋、梅、张三常委在联大的历史地位却从未撼动过。

据蒋梦麟回忆，“三校的同仁个性都很强，办事倒有点麻烦，好像三个人穿了一条裤子，有时步伐不齐，走不动。月涵校长始终耐心合作，尤其是有时候喝几杯酒以后，从微微的笑容中慢慢的谈出笑话来，真幽默啊。种种烦恼事，便在默默中消散了。”蒋梦麟又说：“我推梅月涵先生当第一任主席，以后每年轮流。等到轮流到我，我就恳求梅先生驾轻就熟，再连一任。月涵先生亦上了情面难却四个字的当。我一次一次的推宕下去。第一年不算，他一共当了七年的主席，真是偏劳得很。至今思之，感愧万分。”

后来由于张伯苓常在重庆司国民参政会之职，加之要操持南开学校在重庆复校的工作，而蒋梦麟则忙于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后来又到行政院），都难以全面顾及联大在昆明的工作。当然，这大概也是他们认识到联大若要真正联合，确实需要梅贻琦这样既有教育家视野，又有君子风度的同仁主持校务，而他们则在外部为联大争取各种支持。因此张伯苓说：“苓与蒋梦麟及梅贻琦二校长共任常委，彼此通力合作，和衷共济。今西南联大已成为国内最负盛誉之学府矣!”

梅贻琦也不负重望，既代表清华在联大当家，又受蒋梦麟、张伯苓之托团结北大、南开同仁在联大勠力共事。

1940年，据梅贻琦自述，师生“不畏困难，刻苦维持”，联大“经两年来之惨淡经营，校舍既定，设备渐充，学生程度，亦年有进步，三校原有之精神，已潜滋默化融洽于整个联大之中”。翌年，清华在云南举行30周年校庆，牛津大学更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美誉，积言中国现代大学进步之速，这和三校校长特别是梅贻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清贫为伴

梅贻琦认为，抗战期间，“国家的处境如此，我们后方的工作，最重大最切要的，莫如领导青年。”如何领导青年，为抗战造就人才，除了若干的举措，他在小事中为师生作示范的态度，亦已足为一谈。

除了夫妻不能同时在联大工作等制度的切实执行，他不仅婉拒应考不达标的权贵子弟进入联大，自己的子女要想上联大，也要先考够分数再说。到了动员青年学生从军报国时，他又率先把自己的子女送上印缅战场。联大校友纷纷回忆，在联大校园，梅贻琦行路时从不为了省时间走小路，而是走大路，寓意必须走正道、行正举。即便是跑警报，梅贻琦也常常是穿戴齐整，行色从容地行走在师生队伍的最后。

据陈岱孙回忆：“在昆明，各机关都有一小汽车，供首长使用。在空袭频繁的年头，在城里发出警报之后，不少机关的首长纷纷乘坐汽车出城到乡间躲避。清华大学当时也备有一辆小汽车供梅先生使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后方的通货开始急剧膨胀，物价日升，师生生活日趋困难。梅先生毅然封存汽车辞退司机，每日安步当车往返寓所和联大办事处；有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在躲避空袭时，他和师生们一起，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外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飞到临头时，又一起跳入事前挖好的壕沟中，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梅贻琦一身扑在联大校务中，一刻也不松懈。他和联大其他教授一样，常年与清贫为伴，家用还得靠夫人韩咏华与其他教授夫人卖“定胜糕”接济。据联大学生伍生回忆：“梅贻琦先生是一个书生。办事方面也不脱书生本色，少说话，而很认真。他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貌，一口调协沉着的国语。三个历史不同、性质不同的学校，能够快快乐乐的合在一起，可以说完全是梅校长内里的工夫。他轻易不笑，但也轻易不发脾气，长的面孔永远是冷静和蔼的表情。有一个怪脾气，是不大肯迈出办公室的门。”为此，蒋梦麟在重庆的某次闲话中，曾作过一个妙喻，他譬喻梅贻琦是骆驼，整日在校中负着重责，自己则常在外面奔走，活像个猴子。“迁喜马拉雅山最安全”

西南联大先在长沙建校，又迁昆明，有人认为是为了安全才一迁再迁。对此，梅贻琦表示：“要说安全，唯有穷乡僻壤才无敌机之扰，始无生命之险。我们所以搬，所以留而不愿再搬，全为工作进行之顺利及方便计。”并且说，如果要说安全，搬到喜马拉雅山会再安全不过。

其实，联大在滇八年，常遭日寇空袭，校舍惨遭损毁，而梅贻琦激励大家：“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在这般精神的鼓舞下，联大弦歌不辍，五色交辉，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不愧为抗战的一面旗帜。而西南联大突出的办学成就，则是对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家最好的褒奖。（龙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