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笔解》为韩愈、李翱合撰的一本解释《论语》的著作。《笔解》中不乏对经文的大量改动，对前人字词训诂、经文理解的大胆质疑，反映了韩李舍弃旧注，直究经文本义的治学思想与重建儒学道统的努力，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人“疑经”“求变”的普遍心态。此后，朱熹之《论语集注》《朱子语类》等书中，都对《笔解》的思想与方法有继承或扬弃，从中也可以看出以韩愈对朱熹的影响与启发及唐代儒学“新变”之风的持久生命力。一、韩愈李翱简介及《论语笔解》相关问题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世称“韩昌黎”。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为宋代理学的先驱，著述甚丰。翱字习之，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弟子。李翱一生追随韩愈，有《复性书》、《来南录》及《李文公集》等书。

陈寅恪先生在其《金明馆丛稿初编》之《论韩愈》篇中，对韩愈有很高的评价。依他的观点，唐朝文化学术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承袭自南北朝之旧局面，后期则开宋朝以降之新局面，而韩愈则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转捩点之人物也”，即唐朝学术文化的前后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陈先生分条论述了韩愈的成就，简而言之为：重建儒学道统，扫除章句繁琐，排斥佛道思想，奖掖后辈学者等。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评价还是基本得当的。

韩愈自视甚高，俨然以孔孟的继承人，儒学道统的真正传承者自居（这在其名篇《原道》中多有体现）。时值佛道大行其是，儒学衰微，“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耻学于师”之时代，韩愈为复兴儒学，重建道统，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其《论语注》和《论语笔解》即可视为这些努力中的一部分。

韩愈曾为《论语》作注，作成《论语注》十卷。而《论语笔解》的成书，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记载：疑愈注《论语》时, 或先于简端有所记录, 翱亦间相讨论, 附书其间, 迨书成之后, 后人得其稿本, 采注中所未载者, 别录为二卷行之。

以上述记载可概括《论语笔解》的成书过程如下：是以韩愈为《论语》作注时的记录为底本，加以韩李二人的讨论，并由李翱增补，但只形成了稿本传世。《论语注》书成之后，后人得到《笔解》稿本，选取《论语注》中未经刊载的部分，录为二卷成书。

但在浙江大学李最欣的《<论语笔解>提要补正》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李认为《论语笔解》“成书方式不是后人得韩愈、李翱稿本而别录之,而是韩愈、李翱讨论论语之后,李翱据记忆而撰写”。他指出，《笔解》92条中有19条在引用旧说时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果是后人根据稿本录成，白纸黑字，自然不会有如此之多错误；加之许勃序云中原本便有“翱曰”，可见李翱才是《笔解》的执笔者。即《笔解》是以韩愈的记录为底本，加韩李二人讨论，并由李翱增补而成的。

《笔解》书中所注，以“韩曰”、“李曰”为别，以韩说为主，李说为辅，韩说在前，李说在后。韩说较为抽象，大多是对经义的探讨，而李说则更为详细，为韩说在典籍中寻找证据，并加以进一步的阐释。韩说李说往往是递进关系，李说紧承韩说而来，故思想一脉相承，即使韩说明显有误，李说也并未对其进行更正。书中对不乏对经文的大量改动，对前人字词训诂、经文理解的大胆质疑，反映了了韩李舍弃旧注，直究经文本义的思想倾向。

《笔解》成书后，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愈《论语注》十卷不传后，《笔解》的地位更上一层楼。二、《论语笔解》之特点

《论语笔解》勇于批判前人，甚至直接质疑《论语》；提出新观点，并对经文进行大胆改正，这使得《笔解》体现出了：大胆剪裁，多有改动；打破旧注，勇于质疑；重义理阐发，轻文字训诂等鲜明特点。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 大胆剪裁，多有改动

《论语笔解》并非对《论语》的通篇解释，而是只选取其中92条进行分析，这种“笔”“删”的方式，使得《笔解》不仅体现了《论语》本身的思想，也更好地显示了韩愈的思想倾向，使韩愈的批判与思想阐发更有针对性。

在《笔解》中韩愈抛开孔安国、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师的注，对《论语》作出了新的解释。在《为政》《述而》《卫灵公》等章节中多有改动，改动以文字替换为主，多半是直截了当指出某字应为某字，有些做出解释，有些并未说明，缺乏依据，充分体现了韩愈“以己意解经”的特点。

举例如下：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郑曰：“耳闻其言，知其微旨也。”马曰：“规矩，法也，从心所欲无非法。”韩曰：“耳当为尔，犹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顺天也。”

此句“耳顺”，前后诸儒都认为句意明晰。而韩愈将其改为“尔”，与“五十而知天命”相联系，认为五十知天命，六十顺天，虽然在文义上还可通顺，但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舆何诛？”

韩曰：“昼当为画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有昼寝之责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诛。”

此处韩愈先入为主，根据宰予身列“四科十哲”，就判断其不会有“昼寝”之事发生，进而因“画”与“昼”的繁体字——即“畫”“晝”写法相似，便得出了宰予并非“昼寝”，而是“画寝”，但此处画寝不但语义不明，更难以做到与上下文贯通，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失误。

当然，虽然韩愈在改经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应该对他求全责备，毕竟由于时代条件的种种限制，韩愈自然不可能做的十全十美，他勇于改经，向势力强大的传统儒学发出挑战，已经迈出了不小的一步。

（二）打破旧注，勇于质疑

如上所述，《论语笔解》不仅对《论语》有内容的取舍和文字的更改，还大量对前人注解乃至《论语》原文作出质疑。根据学者唐明贵的统计，在《论语笔解》中, 共摘录孔安国注 43条,其中被驳斥者占 34条 ;共摘录包咸注 19条 ,其中被驳斥者占 18条 ;共摘录周氏注 2条,其中被驳斥者占 1条 ;共摘录马融注 14条 ,其中被驳斥者占 13条;共摘录郑玄注 11条 ,其中被驳斥者占 10条;共摘录王肃注 3条, 其中被驳斥者占 2条 。

可见，《笔解》是以批驳为主，这些汉魏学者大儒都成了韩愈的靶子，可以说，“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这些原则是贯穿于《笔解》全书之中，韩愈正是通过对这些学者和孔子的观点交锋来更有力地说明自己的意见。

举例如下：

子游曰：“事君数，斯疏矣；朋友数，斯远矣。包曰：数谓速数之数。”

韩曰：“君命召，不俟驾，速也，岂以速为辱乎？吾谓数当谓频数之数。”

此处对于“数”的理解，包咸认为是速数之数，其意以速快为辱，韩愈则认为数是频数之数，即次数。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

韩曰：“孔说粗矣，非其精蕴，吾谓性与天道，一义也。”

此处子贡认为孔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而性与天道皆不可。孔安国则将孔子所言性与天道当一分为二，认为性可闻而天道不可闻。韩愈又意孔说为粗，即并没有真正领会性与天道本是一体的观念——此即韩愈的观点。

韩愈一直以孔孟的直接继承者自居，认为孟子死后，儒学不得传承，故他对孔安国、包咸、郑玄等人意见多有质疑，并越过这些汉魏大儒的注，直接解释经文，对孔子的思想进行探讨。虽然韩愈对孔子的思想是以肯定为主，但如果有与孔子意见不同之处，韩愈也敢于大胆书写其不同意见。如上文中“六十而耳顺”“宰予昼寝”两例，虽是文字改动，但也可以窥探此二处韩愈以孔子之意为非，须得进行一番改动和重新阐发，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总之，韩愈对以对前人质疑为主，充分体现了《笔解》不惧权威，勇于质疑的特点。

（三）重义理阐发，轻文字训诂

《论语笔解》中韩愈的注特色鲜明，比较抽象，大多是对经义的探讨，且探讨非常具有针对性，一条注中往往只阐释一个道理。而李翱的注则更为详细，为韩说寻找证据，并加以进一步的阐释。但李说紧承韩说而来，大多也是为韩愈的义理论证提供证据，而基本上没有补充韩说未备的文字训诂，这共同造成了《笔解》的另一大特点——重义理阐发，轻文字训诂。

笔者将通过将《笔解》与其他解释《论语》之作品进行对比，来论证《笔解》这一大特点。

子曰：“君子怀德，注：孔安国曰，怀安也。小人怀土，注孔安国曰，重迁也。君子怀刑，注孔安国曰，安于法也。小人怀惠，注苞氏曰，惠，恩惠也。疏子曰至怀惠云。君子怀德者，怀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于有德之事云......”（皇侃《论语义疏》）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孔曰：怀德，怀安也。怀土，重迁也。怀刑，安于法也。包曰，惠，恩惠也。”

韩曰：“德难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难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义转相明也。”（韩愈、李翱《论语笔解》）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固有之安。怀刑谓畏法，怀土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对比三书，可以看出：孔安国，包咸都在就关键词语“德”“土”“刑”“惠”等进行解释，皇侃疏则是对孔氏包氏等注所作的进一步解释，朱熹则先进行解释，再进行义理阐发。而韩愈则直接跳过文字训诂，而直接讲义理：德与法之关系，是以法来补充德的难规定之处；土与惠之关系，在于以惠来弥补土的不均平。韩愈认为，解释清楚这两对关系，此句句意便明晰了。

以此为例，或许可以大体描摹《笔解》重义理阐发，轻文字训诂的特点。

此处是朱熹的观点，除他之外，亦有很多宋儒以孔孟的继承者自居。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宋儒对“道统”的争夺，带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色彩，使得他们互相排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六 、小结

韩愈、李翱二人身处佛道昌盛 、儒学衰微之际, 他们以重振儒学为宗旨, 《论语笔解》正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体现。《笔解》勇于批判前人，甚至直接质疑《论语》，这使得《笔解》体现了：大胆剪裁；勇于质疑；重义理阐发等鲜明特点。《笔解》反映了韩愈对当时藩镇割据，皇权受制与佛老横行，儒学不昌的痛惜，基于此形势，韩愈努力重建儒学道统，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后，朱熹之《四书章句集注》《晦庵集》等书中，都对《笔解》的思想与方法有继承或扬弃，对比《笔解》与《集注》二书，可以更好地理解朱熹与韩愈的相似与不同。

朱熹作为韩愈之后“道统”的后继者，对韩愈思想进一步发挥，继承性与创新性并存，使得经解逐渐义理化与形上化；继续尊崇孟子，并将《孟子》纳入四书之一，使孟子“亚圣”地位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也与孟子、韩愈等人的思想一脉相承。

总之，朱熹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韩愈正是那“巨人”之一，希望通过拙文，或能稍明韩朱二人之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