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改写历史的人物很多,主要是“士农工商”中的士族和农民,改写历史的士族非常多,刘邦也可以归于士族,改写历史的农民主要是各种农民起义,但在14世纪,却有两个和尚堪称史上最强,改写了中国600年来的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可惜第二个鲜为人知。 第一个是朱元璋,在走投无路之下,出家皇觉寺,做了7年和尚,后来参加“红巾军”,一飞冲天建立了大明王朝,影响了中国数百年,唯一从南打到北的皇帝,做成了一个不可能做成的事情。第二个叫道衍和尚,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这是一个被低估的历史人物,也做成了一件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关于朱元璋的传说,早已人尽皆知,本文重点聊一聊道衍和尚,顾炎武评价中才华不低于王阳明的顶级谋士。 道衍和尚,苏州人,原名姚广孝,家族世代行医,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但在1348年(元朝至正八年),年仅十四岁的姚广孝剃度出家,法名道衍。 中产家庭出身的姚广孝,为何父母狠心让他出家?这与元朝政策有关,元朝针对汉人的科举难度、录取比例、考中之后授予的官职等,都有严重的歧视,也就是说,付出与收获严重不成比例,“南人”(南方汉人)几乎别想靠科举出头,比如画下《富春山居图》的黄公望,就是其中的缩影。所以,朱元璋手下的文官,很多都没有参加过科举,比如明朝第一个功臣李善长、宋濂等,还有要中举之后但很快又归隐的,比如刘伯温、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等,因为进士得不到元廷重视。 但元朝统治者好佛,对僧人有优待,而且还经常在佛教中选拔人才,最典型的是僧人宰相刘秉忠,通过信佛得到忽必烈的注意,由此走向人生巅峰。所以,姚广孝家人让他出家做和尚,其实有走终南捷径之意。 《明史》记载,“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可见,不光姚广孝家人,可能他自身都有想走终南捷径,希望成为下一个刘秉忠。 姚广孝是不幸的,因为此后天下风起云涌,大元王朝都岌岌可危了,信佛没什么用了,当然也可能兴趣或追求真理的原因,所以姚广孝后来拜道士席应真为师,学习阴阳术数,跨界成为道士了。 这一番跨界学习之后,姚广孝却由此精通儒释道三教,并与明初儒释道各家学术领袖都有不错的关系。 但姚广孝却一直没有机会发挥才学,1375年(洪武八年)朱元璋招聘精通儒书的僧人,却没有注意到姚广孝,所以姚广孝只能继续蛰伏,7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 1382年,朱元璋爱妻马皇后去世,于是挑选一批高僧,让他们到各个藩王身边,为马皇后诵经祈福,姚广孝就被分配到了朱棣那边,成为庆寿寺住持。所谓干柴碰烈火,朱棣与姚广孝两人一见钟情,《明史》记载是相谈甚欢,且到了神秘的程度,“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成为最被朱棣重视的下属。 1392年,太子朱标去世,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继位,并用黄子澄、齐泰之计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朱橚、湘王朱柏、代王朱桂、齐王朱榑、岷王朱楩相继获罪,被废除藩国。其中,燕王朱棣最雄杰、兵最强,尤为朱允炆忌惮,是必须要被削藩的对象,如果不反抗,最好的下场是被圈禁。 在这一背景之下,姚广孝密劝朱棣起兵,朱棣道:“百姓都支持朝廷,怎么办?”姚广孝答道:“臣只知道天道,不管民心。”最终,在姚广孝的劝说下,朱棣以尊祖训、诛奸臣、靖难为名出征,经过三年多苦战,成功夺取皇位。 在改写明初历史格局的靖难之役中,坐镇后方的姚广孝至关重要,除了稳定后方防线、确保后勤等之外,还有三个方面极为重要。 一,坚定朱棣决心,王朝建立之初的“以一隅敌一国”,从军事上看几乎不可能,朱棣是唯一的成功案列。清朝也“以一隅敌一国”,但却是在明朝末期,且后期招降了各地兵马,不能算一隅敌一国。以区区燕地一方土地敌全国兵马,朱棣才犹豫不决,姚广孝“只知天道,不管民心”坚定了他的决心。 二,辅佐决策之功,除了各种谋划之外,姚广孝还能决胜千里之外。“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复攻东昌,战败,亡大将张玉,复还。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败盛庸,破房昭西水寨”,多次在关键时间,帮助朱棣做出正确决策,否则不堪设想。 三,战略规划之功,攻打东昌(山东聊城)战败,且张玉阵亡,朱棣打算修整一段时间,但姚广孝却极力劝说继续进军,由此击败盛庸,攻破西水寨。随后,姚广孝建议“不要去攻打城池,应迅速直取京师。京师兵力单薄,一定能攻克”,这一军事行动直接让建文王朝崩溃,朱棣顺利攻入南京。区区直捣京师,即让建文王朝崩溃,而朱棣平定天下,说明朱允炆施政的确不足,搞得天下分崩离析。 缺乏姚广孝的顶级谋略支持,朱棣不可能实现“以一隅敌一国”,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永乐大帝。 1402年(建文四年),朱棣称帝之后,将姚广孝列为靖难第一功臣,给予非常高的礼遇,最令人震惊的是,“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明成祖每次与姚广孝交谈,都称他为少师,而不直呼其名,换言之朱棣都要避讳姚广孝名字,足见朱棣对他的尊重程度,可能古今唯一吧。 尽管是靖难第一功臣,但姚广孝却一样不取,深藏功与名,低调淡泊,获赐的黄金全部分发给宗族乡人。已经还俗的他,依然居住在寺庙中,上朝时便穿上朝服,退朝后仍换回僧衣。 此后,明成祖往来于南京、北京之间,并几次征伐蒙古,姚广孝都留在南京,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1407年(永乐五年),姚广孝又奉命教导皇长孙朱瞻基。 除此之外,姚广孝还曾监修《太祖实录》,参与编修《永乐大典》,还是一个文学家、史学家,《明史》记载是“广孝少好学,工诗。与王宾、高启、杨孟载友善。宋濂、苏伯衡亦推奖之”。当然,姚广孝晚年时,佛教渐成颓势之际,又担起护教(佛教)之责,整理了反排佛的《道余录》,为佛教史上一件大事,受到儒家文人的责难,所谓“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识者鄙焉”。 1418年,姚广孝去世,明成祖听闻之后,“帝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追赠荣国公,谥号恭靖,朱棣亲自撰写神道碑铭,并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庙,是明代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再一次见证姚广孝的影响力。 关于姚广孝,有人说他是“奸僧”,野心勃勃的劝说朱棣谋反,有人说他是黑衣宰相,功名利禄与他如浮云,是一个德行无亏的杰出政治家,但笔者认为,无论是贬也好、褒也罢,以事实而论,朱棣的确要比朱允炆更适合做皇帝,对国家更有利,既然如此姚广孝何“奸”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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