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这里谈到的“品”，不仅仅是针对于人的，对于书法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通常我们看到这个“品”字，很快会联系到人，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动作、道德、品学、学问等往往被称为人的“五品”，而从这“五品”里也能看清甚至了解到一个人，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书法的“品”呢？而且书法也有五品，从这里我们也能从中找出一个人或其书法所涵含的奥妙，下面我们就来揭开书法“五品”的面纱吧！

我国历代书法批评家都是十分重视一个艺术家的人品。他们认为评论书画艺术的最高标准不单纯是技巧，而主要是作品的格调，就好比评论一个人一样，一个体态完美、五官匀称的人，虽丰姿俱全，但他如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则仍为人们所不齿。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这个人内在的气质、修养、个性、性情，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风度和神采，尽管每个人的面目不一，但只要具备这种内质的美，便可以成为一个“上品”的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品格”是文艺评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审美标准，这种在品格上以别高低雅俗的批评方法，对于今天来说，仍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神品

作为“神、逸、妙、能、佳”五品的真正含义，我们作了很好的刮析和解释，这是很难得的，希望好好品味。兹试图从理论上加以剖析，分述如下：

神品

神品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品级。张怀瓘《书断》中列神品二十五人，其中楷书以钟繇为第一，行书以王羲之为第一，草书以张芝为第一。唐代朱长文《续书断》中列神品三人，即颜真卿、张旭和李阳冰。清代包世臣 《艺舟双楫》中列神品一人，即邓石如隶及篆书。可见，要达到神品的境界，是非常不容易的。所谓 “神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神”具有不可知的特点。

《周易 ·系辞上》云： “阴阳不测之谓神”，当一个书家，兴之所至(即心中欲书)，偶合神交(即神合务闲，感惠绚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五合交臻)，天机自发(即当思维活动达到高潮，灵感突发，而处于一种激昂兴奋的精神状态时)，又能相对而动(即及时地把握住这种瞬息即逝的创作时机)，因势利导(即迎机而导，愈引愈长，心花怒放，笔态横生)，气魄所聚，精神贯注(即气韵生动)，此时便可以产生出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不朽之作(所谓一切而不可知之谓神也)，从而达到心手两忘，笔墨俱化(即一种忘我的空灵的创作心理)的境界，便可称为“神品”。这种境地，正如庾肩吾《书品》所谓：“敏思藏于胸中，巧意发于毫铦……若探妙测有，尽形得势，烟华落纸将动，风彩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学。”这种境地，非人为的努力可以达到，亦无规律法度所能循求，出于天成，如有神助。张怀瓘《书断》评汉张芝的草书“至于蛟龙骇兽，奔腾拿抉之势，心手随变，窈冥不知其所以然也。精熟神妙，冠绝古今”，“不可以智识，不可以勤求”。唐代的张旭常酒酣后作书，解衣盘礴，奋笔作书，及其既醒，如有神助。至于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 《祭侄稿》，都是在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的情况下，产生的意外之作。王虚舟《论书剩语》所谓： “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稿》，天真烂然，莫可名貌。”这是一种功力俱到、法度圆熟，从而达到一种随心所欲的境地，并获得了创作上的绝对自由，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元气浑然，天成铸就。这是 “神品”的一大特点。

王珣《伯远帖》

2、“神”具有变化的特点。

凡属神品之作，都具有变化莫测的特点。《周易·系辞》曰： “神无方而易无体”。凡一个艺术家的造诣愈深，变化就愈大，变化愈大，便愈觉无止境，如蛟龙在天，腾云驾雾，或露片鳞，或垂半尾，隐显叵测，矫变无常，使人不知端倪。叶昌炽 《语石》中谓： “至于神明变化，不言之妙，则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而非口之所能传矣。”王羲之的书法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时方时圆，忽藏忽露，似奇反正，若断还连，在平和雍容的气氛中不拘一格，于规矩圆熟的态度下不主故常，从而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地。张怀瓘 《书断》评曰： “羲之……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助，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由是可知，如书不能变化，则不足以语神也。

变化虽在于形式，但绝不是盲目的变，形式没有变化，便呆板而不生动；变化而无准则，便杂乱而无章法。沈宗骞 《笔法论》中谓： “不灵之笔，但得其形，必能灵变，乃可得其神。”故凡欲穷神而达化，必先格物而致知，诚于中而形于外，知其常而通其变，此不易之理也。善变化之人，必先择定一家，以规矩法度为尚，亦步亦趋，不敢稍有丝毫逾越之处，及其分布条理，谙熟于胸襟，运用抑扬精熟于心手，又必能不笃守一家，纵横博览，广习诸家，遍撷众美，思游乎其中，精鹜乎其外，若即若离，似粘似脱，得其助而不为其所囿，取其意而不为形所缚，然后以一贯万，融会悟通，到得此时，便能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虽任心随意，而动合规矩矣。张旭的草书，意态颠逸，恣性放佚，正如 《宣和书谱》所谓： “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而欲臻斯境，岂一朝一夕之功哉！试观张旭的楷书 《郎官石柱记》，用笔精严，动容中节，流溢为草书，自然神逸，所谓“深谨之至，奇荡自生，始于方整，终于变化”，此皆从一步步脚踏实地的沉着功夫中积习而来，故不学而变，宁不变也，若强事而变，虽刻意于探奇，而牛鬼蛇神之态毕呈，反弄出许多丑态来，此不可不慎也。

王献之书法

3、“神”具有自然美的特点。

“自然”是形式美的最高境界。神品之作，浑然天成，妙合自然，绝无一点人工造作的气息。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中云： “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能窥其巧者，谓之神品。”故凡上乘之作，有人工努力而不用意装缀；有严格法度而又天机流荡。钟繇的楷书以天然相胜，张怀瓘评其书曰： “真书古雅，道合神明……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其书大巧如拙，高古醇朴，全以质胜，从而表现出一种极为朴素的自然之美。王羲之的行书虽以妍美见胜，但妍美之中，妙合造化，黄庭坚评其书曰： “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待之。”故其书犹西施王嫱，虽有天姿国色，而不施粉黛，自然辉光动人，从而表现出一种天姿自然、风神盖代的艺术境界。

4、“神”具有中和美的特点。

所谓“中和”即恰到好处，如天成铸就，是形式美的重要法则。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解释“神品”时提出“平和简静，遒丽天成”为 “神品”的审美标准，其中就涉及到“中和美”和“自然美”的两大特点。王羲之的行书肥瘦适中，修短合度，秾纤得宜，动静相偕，刚柔相济，奇正相错，疏密相间，于姿媚之中不失清雄之气，于雅逸之中不失庄肃之象，故张怀瓘《书断》评其书“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从而表现出一种“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艺术境界。

由上观之，“神”具有不测、变化、自然、中和的四大特点。“神”的境界是各种品格中的最高典范，是天赋、学力、才能和智慧的共同结晶。“神”又是一种富有人生哲理和情趣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揭示了艺术内部的必然性和超越于规矩之外的偶然性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揭示出常与变、工与不工、规律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上任何一个书家，只要能突出其中的某一方面，便可以成为大家。古之书家，殚精竭虑，孤行独旨，虽用志不分，精神结撰，意欲攀跻此境，然憾为禀赋、气质、学力所限，总功亏于一篑，无怪乎虞世南在《笔髓论》中感叹曰：“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物象而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可知“神”的境界，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激发了书法家奋发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代代相传，从而使中国书法艺术充满了勃勃生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

赵孟頫洛神赋

逸品

“逸品”这一概念在书法中最早是唐代的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提出的。他虽然没有对 “逸品”的含义加以诠释，但从文中的本意来看，他指的逸品实指神品而言，其曰： “钟、张、羲、献，超然逸品”。此四人张怀瓘《书断》中都列入神品之中。后朱长文《续书断》中在评论张旭的草书时说： “逸势奇状，莫可穷测也”，“逸”乃包含着神的含义。唐代的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序》中首先提出了“逸品”的概念是“不拘常法”，但他却将“逸品”列于神、妙、能三品之后。宋初，黄休复在 《益州名画录》中又将 “逸品”例于诸品之首，至宋徽宗，他又将 “逸品”列于 “神品”之后。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又将 “逸品”列于 “能品”之后，由此可见，因时代的审美趣味不同，批评标准亦各异。

“逸”的含意究竟是什么呢?为了试图弄清它的真实含义，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1、“逸”具有放轶不拘的特点。

“逸”具有一种不拘一格的含义，在形式上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在理论上更亲近于老庄的自然观；在创作上更贴切于一种潇洒风流、放轶不拘、变幻无端的自由风格。窦蒙 《述书赋·语例字格》中提出 “纵任无方曰逸”就十分明确地概括了这种含义。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对 “逸”的含义又作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其曰：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可见 “逸”，是针对谨严的法度、规矩而言，它轶出于寻常范围之外，超然于规矩准绳之中，出风入雅，离俗超凡，刊尽铅华，摈绝艳丽，从而表现出一种平淡自然的高雅境界。

2、“逸”在品格上具有文人所推崇的“士气”，具有“写意” 的特点。

所谓 “士气”，亦即书卷之气，古代重在 “意”而不重在“形”。要具备这种气息，就需要一个书法家有高度的文艺修养，要摆脱世俗的羁勒，置毁誉于度外，不著一点色相，绝去甜俗痕迹，胸次廓彻，甘于谈泊，不取媚于世，不苟名于时，但游艺于心术精神之间，书卷之气，自然流溢于缣素之间。这种游戏三昧的精神，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气质，魏晋时期的一些士人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以虚旷为怀，以风度相标，或隐迹山林，或寄情文艺，清谈成风，简朴相尚，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这种高蹈生活，逐步地酿成了中国文人的风雅气质，从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渗透着一种雅逸之气。这种风气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发展到元代的倪瓒和明代的董其昌，可谓登峰造极。我们可以从倪瓒的山水画和董其昌的书法中体味到 “逸品”的特点。倪瓒 《答张仲藻书》中谓： “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在《题自画墨竹》中又谓：“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真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这种依仁游艺，以书画作为陶逸自己心胸、抒发自己性情的创作态度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意趣。董其昌的书法无心有态，天然入彀，于淡雅简静中无一毫喧热之态，于真淳粹美内有一片名贵之气，特别是他以生为熟、以柔取刚、不工而工、不法而法的创作方法代表了典型的文人气息。

米芾蜀素帖

3、“逸”又具有简练和半工半写的特点。

“逸品”之作，简练、朴素、真醇、清婉、含蓄、隐约，“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它不袭不蹈，半工半写，有意无意，将到未到，如风行水面，云出岩间，表现出一种轻松自如的创作态度，它无意于工，而笔笔皆工；无意于法，而处处皆法，意虽近乎于奇，而实非有意为奇；趣虽近乎于放，而实非有意为放；它既无纵横矜张的习气，又非竦野粗放之率略，以不足胜有余，以无力胜有力。这种创作方法正如清代查礼所谓： “画家写意，必须有意到笔不到处，方称逸品。”要达到这种境界，是相当不容易的，必须先于规律中得来，于功力中求觅，只有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方能臻达这种自然的境界，所谓“不工者，工之极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如一开始便遽学放逸，强作名士，慕远贪高，逾级躐等，则未有不涉恶道。故凡有志于书者，当一步步脚踏实地，执意于规矩绳墨之中，时习不倦，积力既久，及其胸有成竹，方能匠心独运，而幽姿秀色，溢出于腕指之间；高情逸趣，飘洒于纸素之内，故鲁迅以为： “兴会之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

逸品与神品都是我国书画艺术中的最高品级，这两种品格都强调了自然美，但“逸”比较接近于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神”比较接近于孔子哲学的自然中和。前者偏重于意和韵，后者偏重于理和气。在创作方法上，前者偏重于情感的抒发，强调自由；后者偏重于灵感的激发，强调变化。这两种品格都超然于法度之外，于规律中体现出一种创作上的自由，从而都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的确，很难定二品之高下，但由于“神品”之作，有出于意外的特点，因此，当略高于 “逸品”一筹。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妙品

所谓 “能”，一般是指技能、才能。朱长文 《续书断》中云： “离俗不谬，可谓之能。”所谓“离俗不谬”即附丽于通俗但不荒谬之意。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指出“能品”的特点是“逐迹穷源，思力交至”，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 “能品”富有一种以人工取胜的美，尽管它缺少“神品”那种天赋的才能和 “逸品”那种放轶的情趣，但以深厚的功力和熟练的技巧而入“品格”之列。从朱长文《续书断》中对入“能品”之列的一些书家的评价来看，多为一些浮溢之辞，很少予以风格上的品味，如“风格方整，书有楷法”、“正书精熟可慕”、“楷遒劲，有体法”、“绳矩甚备”等，张怀瓘《书断》亦有类似的情况。这种以功力见胜、以法度相尚的创作由于很少溶入作者独立的艺术个性，因此缺少一种高雅的意境。但由于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和逐迹穷源的专研精神，仍不失书家之流，只是在品格上已逊 “妙品”一筹。

洛神赋十三行

佳品

清代的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又于“能品”之下设置一 “佳品”，以凑五数，其谓 “墨守迹象，雅有门庭”者则属 “佳品”之列。从字义上看，不难看出 “佳品”的特点是在一定传统的基础上，守定某家某派，以为宗旨，开始时从形似入手，亦步亦趋，不敢有丝毫逾越处，久之渐熟，由形及神，然后稍益己意，使人一看便知出于某家某派，雅有门庭，但又不十分似此家此派，略具己神，与古人保持着一种不粘不脱的因缘关系。这种创作方法在当今比较流行。由于能取法乎上，亦不失入品格之流。

这种品格，最怕染上时俗，只学当今某某名家，不悟此家所致之由，甘于小就，狃于见闻，但解描摹形似，不问笔墨道理，与世迎合，志气堕下，纵能毕肖，终为奴书，此不可不慎。

从以上我们对“五品”的分析来看，优劣高下，已不言而喻。品格的高低决定于一个书者的天禀、气质、笔墨技巧、传统功力、艺术修养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书品出于人品，人品愈高，书品愈雅。故凡有志于书者，当还淳返朴，深自韬晦，于超逸中下实际功夫；从理法入手，以文质为尚。然后博览名迹，读书尚友，参透各家，穷究万变，胸襟与识见并高，腕势与心灵日进，自然能包古孕今，成一家之风；兼收并蓄，有集成之妙。此大家之品，正宗之格，岂浅闾俗子所能窥其端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