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贵族文化有两个繁盛的时代，一个是我们熟知的先秦时代的封建贵族，代表人物如战国四大公子之流；而另一个是魏晋隋唐的士族门阀贵族，代表就是所谓“五姓七家”，即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

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崤山以东，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的士族进行排名：排姓氏时，陇西李氏（其代表为后来的李唐皇室）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贞观时，唐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到了中唐时期，皇室所代表的陇西李氏甚至被“山东士族”看不起，连想将公主嫁给“山东士族”都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

“安史之乱”后，唐进入了中唐时期，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优势，于是家势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陆续有“五姓”子弟入朝为高官做宰相，控制朝政，如前文所提的崔姓两家，清河崔氏出了11位宰相，博陵崔氏出了12位。

这样，中唐古人的世家大族观念进一步深固，“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五姓”甚至发展到看不上与李唐皇家结为婚姻的程度。

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以“五姓”为首的山东士族的子孙不愿意与皇室结为姻亲，除了自身门第高贵，看出上李唐王朝是六镇军汉出身外，更重要的是不认同皇室的文化，简单的说就是认为皇家（陇西李氏）没文化。

历史学家汪篯指出“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为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 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陇西李氏）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从唐到周，短短百年间，他们的文化还没有达到很高，以此，他们仍不受文化显族所重视。”

因此，关陇集团获得了至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却不及山东士族。

唐人柳芳说过：“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新唐书· 儒学传·柳冲传》附传），他们本来就“耻与诸姓为婚”（《太平广记》卷一八四《七姓》），再加上鄙弃皇室鲜卑胡化的文化传统、家法门风，所以不愿与皇室联姻，既不愿意嫁女于皇室（参见《太平广记》卷一八四《卢氏杂说.庄恪太子妃》条）， 也不愿娶公主为妻。

此外唐朝公主豪侈、骄纵者有之，专横、淫荡者有之，妒悍、残暴者胜多，公主不修妇礼的情况不仅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公主不修妇礼，甚至专横、淫荡、残暴，使士族之家望而生畏，也是士族之家不愿与皇室结亲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五姓”士族门阀贵族自视高贵，拒李唐公主下嫁故事曾不只一次在中晚唐上演，但到了唐朝末年，面对武人的屠刀，这一切已经毫无意义了。

随着僖宗时代的开始，黄巢暴起，广明离乱，以至公元905年的“白马之变”，收拾残唐的朱温，将崔远、裴枢等高门朝臣一起投入滚滚黄河；于是，八百年的门阀世家时代，真的被历史的洪流冲进了时光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