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十三世纪初叶，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大元王朝。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原文明社会，与中原传统文化冲突融合，形成了蒙元社会特有的多元文化奇观，对蒙元社会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促使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发生重大变革。

天净沙 秋思

元曲便是蒙元社会各民族文化冲突融合之多元文化特有的文化产品，它全面地反映了蒙元社会的历史真实，记载了蒙元时期人们的文化崇尚、道德追求、民族情结、生活百态等等，成为后人认识蒙元社会的一面镜子，元曲更与唐宋、诗词，以及明清小说戏曲相提并论，称为一代文学之胜。这一评价，一方面肯定了蒙古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也肯定了蒙元王朝在中原道统中的历史地位，还肯定了元曲成为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草原文化的兴起

游牧民族的兴起与南侵对于中国以至世界的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两种不同型态社会的往来，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之一，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仅包括了汉民族在中原地区的演替，与边境异族的冲突与交融也是历史形成的重要课题。

汉民族与异族的交战言和与两者的强弱兴衰有直接的关系，而游牧社会的自然条件与农耕社会不同，其由于雨量、气温、生长季等限制而建立了一套专业畜牧的方式，游牧社会基本上高度的仰赖自然，生活不如农业民族稳定，为了生活的需要因而必须与农业民族交换物品，由于政治、贸易、经济、掠夺及心理上与气候变迁等因素，造成游牧民族更迭兴衰与南侵。

农耕民族

中原地带的国家因受季风的滋润，农业发达，耕作技术得到高度的发展，食料供给丰富，可由人口密度上反应出来。中亚细亚草原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精密农业无法发展，只有少数山脉边缘或河川灌溉的水草田，拥有少量农业。畜牧是此处最适合的生产方式，也由此发展出畜养牲畜的高度专业形式。

在此牧业最盛的区域，人们分成无数小团体，带着牲口分布在广漠的草原，在各自分占的广大土地上，必须时常移动，而且预知季节变换或牧草吃尽后其他的水源牧草所在地。由于职业的需要，逐渐养成了一种领袖的才干和用兵的方式，足以侵入附近区域而统治异国人民。游牧民族以一种高度发展的游牧艺术力量生活在条件不佳的环境上，为了实施特殊的求生技巧发展出独特的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力量。

游牧民族在唐朝以前虽有多次入侵，但并未长久据地称王，对中原文化造成冲击。从五代起，北方民族凭借武力的优势侵占中国农业地带，以异族身份建制称帝，掳掠农业地带的农民或工匠，或是吸收战乱时华北的流民集团，在草原内部组成农耕及工艺制造的聚落。此种新聚落的形式象征游牧国家本身的质变，从纯游牧国家到牧农政权，牧农政权的形成不仅代表游牧国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且促使对农耕与游牧地区的统治稳固。

游牧民族（二）元朝文学概况

在元朝统治下的华夏文化，只有通俗文学中的戏曲，最为发达。首先，由于百姓长期受压迫的惨痛生活，赋予元曲以现实的思想内容；民众反对异族压迫的抒愤，赋予元曲以生命的力量。而唐宋以来，戏曲本身发展已趋成熟，加上工商业的发展，又为元曲提供了在物质方面的条件，而使其达到了辉煌灿烂的文学成就。元代散曲的发展和杂剧相似，大抵在元成宗大德年间。这时，正当元代统一中国不久的年代。前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在大都。

后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则在杭州。中统、至元年间，随着关汉卿等人登上曲坛，元散曲创作进入始盛时期。活动在这一时期的作家，主要有关汉卿、王和卿、白朴、王恽、徐琰、庾天锡、姚燧、卢挚等，其中犹以关汉卿、白朴、卢挚三人成就最高，可代表本期散曲创作的成就，赵义山曾将其并称为"始盛三大家"。

关汉卿画像

元代诗文，以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恢复科举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文有北方的耶律楚材、刘秉忠、郝经、刘因、姚燧、卢挚，以及南方的作家：戴表元、赵孟頫为代表。

总体言，北方文学由于受到元好问的影响，风格以雄放粗犷为主；南方文学则沿续了南宋江湖派的文风，以清雅婉丽为特色。后期则有虞集、周权、萨都剌、杨维桢等人。

元代文学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元曲（包括"散曲"和"剧曲"），特别是杂剧上。"杂剧"是大型群众性、综合性的戏剧，在元代发展达至高峰，并对后世的南戏，产生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宋南渡后，在温州杂剧基础上脱颖而出的南戏，直至元末日益兴盛，出现了《琵琶记》以及《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五大传奇，在当时是文坛的最高成就。

《荆钗记》连环画

谈到元词，则尚承两宋之流风，不乏可观。但词未衰而渐及于衰者，是因作者的心力大半已转移到曲作的本身，虽然在元代文学中，词处于次要地位，其成就远不及杂剧、散曲。但从词的发展来看，由于去宋未远，宋金余风尚存，加以词曲本是兄弟般的艺术，相通之处不少，所以元代的词作，尚有一定建树。

词的内容上，早期的词家，多为宋金之遗民，如耶律楚材、杨果、李治等出自金国，仇远、赵孟頫、詹正等人出自南宋，他们的词作自然带有前朝的余风。词坛上也出现了大量题画咏花、应酬赠答和偏于身边琐事的作品。有时通过咏物，曲折地表达怀念故国之情，揭露出政治的腐化与人民的苦难生，反映在元词的风格，与金词相比，更有多样化，至于艺术上多半因袭前人，很少创造。而刘秉忠的〈木兰花慢〉（起句：混一后作）真有经纶天地、股肱八方的气势，是能表现大一统的开国气象。

刘秉忠雕像

一般言之，由宋入元者，受刘辰翁的影响尤深，故清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说：“《须溪词》中，间有轻灵婉丽之作。似乎元明已后词派，导源乎此。”由金入元者，则多步元好问后尘。

刘辰翁、元好问，均以气节名世，固此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在词风上又都承袭苏辛，兼有豪放、婉丽之长，所以元初词作，多清疏豪放之慨。从艺术上说，元代词作因受新兴散曲的影响，有明显的曲化倾向。不少词作浅白通俗，尖新流利，以致一些令词与令曲，极易混淆。像白朴的小令，就有这样的趋向。

白朴雕像

在分期上，元词大体上可分前后两期：前期大约从元初到大德年间，后期大约从大德以后到元末。

前期词，究其背景，随着国家的统一，疆域的开通，出现了南北词风交会并存的局面。从事诗文写作的词人众多，而佳作迭出，思想内容上也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思想价值，取向迥异：

一类是表达对国家统一的欣慰和建功立业的向往，其作者大多追随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的开国功臣，或在宋亡后入仕元朝而成为新贵，他们对建立新朝代充满信心，如刘秉忠、卢挚、张弘范、刘敏中等，诗词作品中也富有豪放雄健之气。

元朝官员画

另一类是抒写世事沧桑的感慨和对官场的厌倦，其作者多以宋、金两朝入元的遗民，他们大多遭受战乱之苦和种族压迫，所以能在诗词中，反映出民族感情和民间疾苦，或在凭吊故国之余，反思江山易主的原因，或在兴亡无定之中，诉说人生的幻灭和人事的荒诞，如白朴、张炎、王恽等人。（三）蒙元军事统治对文学的影响

蒙古王朝军事统治时期，历来居于清高地位的文人学士，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下降到娼妓与乞丐之间，顿失社会地位，即所谓"七匠"、"八妓"、"九儒"、"十丐"。

文人们目睹过蒙元残酷统治的现实，精神的确是相当苦闷、忧郁。因时代的黑暗而有隐居山林、不问政治、忘情世事的思想，但是作为一位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又不愿意沉默。然而蒙元统治者是不允许人民有言论自由的，《元史·刑法志》明文规定：“褚妄撰祠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

面对这样黑暗严酷的现实，文士们既不能直抒胸中的愤懑之意，又不能缄口不言，为了避免触犯刑律，陷入法网，只好拿起艺术之笔，借历史人物、史实旧事或传说的男女爱情故事，来隐喻、批判黑暗的现实，反映民众的渴望和愿望。

《窦娥冤》

另外，在文学风尚方面，谈到金末词坛上的显著成就，以生于金朝末年的元好问为代表，身遭蒙古灭金的历史钜变，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和民众的苦难，也有深刻的体认。凡此，皆融入到词的创作当中，最终成就了慷慨低回、真切沈痛的艺术风格。词风既逼近东坡，又酷似稼轩。而元代文人对文学的创作兴趣和艺术追求，专求在杂剧和散曲方面，一向被视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和散文，呈现衰弱不振的局面；而被称作诗余的词，更是等而下之。

所谓"词衰于元"，清人况周颐《蕙风词话》中的意见，似乎代表后世词学评论家的共同认识。但是，元代毕竟去宋未远，作为一代之盛的宋词，其流风余韵未完全泯灭不传。同时，受纷纭变化的时代钜变影响，元人创作较之前人，自然有若干变化。

参考文献：

《宋元戏曲考》

《宋辽金元文学史》

《元散曲通论》

《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

《中国古代词史》

《中庵集·长短句乐府引》

《辽金元文学论稿》

《词林纪事》

《元史》

《蕙风词话》

《蕙风词话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