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作为中国官员的代名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从最初的位于统治阶级最底层，经历了战国时期沦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又在秦代遭遇了重大的政治地位打击，自此一落千丈。到汉代，士通过自身对于时代脉搏的把握发展为向统治者提供政治服务而重新回到统治阶级内部，并为之后最终发展为士族奠定了基础。一、夏、商、周三代的“士”

夏商周三代的社会阶级都是世袭制的。其中从商代起由下层军官和基层官僚构成的最底层统治阶级在当时的金文上被称做“多士”。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代替贵族直接对军队、平民和奴隶进行管理，拥有少量的奴隶和小块土地。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通过控制的奴隶对自有土地进行耕作来获得农作物，也有一部分的“多士”会参加到手工业之中，通过奴隶的劳动来获得物质。

西周建立后，制定了完整的分封制。周天子分封列国诸侯，诸侯又在封国内将大部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是为“采邑”；卿大夫再把采邑的部分土地分封给自己属下的士，是为“食地”。史称“封藩建卫”制度。

当时统治者将人分为十等，占统治地位的依次为王、公、大夫、士，其余的都是平民或者奴隶。此时的士仍然处于统治阶级的底层，享受世袭的身份特权。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春秋时仍然如此，直到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改变，士的好日子开始到头了。二、战国和秦代：士的身份变化

1、战国：生产关系的改变引发士政治地位的改变

战国时随着铁器的普及，用铁制造的生产工具被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之中。因为铁器更加坚固耐用，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较之以前得到了提升。

这就造成了周代“井田制”生产模式的失败。人们因为可以耕作更多的土地，就继续开发荒地，新开发的土地成为人们的“私地”。对“私地”的生产热情明显高于“王田”，于是“王田”就逐渐被荒废了。附庸于“王田”的“采邑”、“食地”自然也失去了原有价值，王、公、大夫、士的经济特权彻底消失。

针对这种情况，各国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变法。基本上都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在此基础上征收土地税，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在更改了生产关系的同时，因为原有的经济特权消失，相应的官职制度也做出了调整。官位的世袭被打破，重新按照军功或者其他功劳分配官职。士从统治阶级直接掉落为被统治阶级，成为四民之首，即士、农、工、商。士要想获得官职只能通过建立军功或者其他功劳，不再拥有世袭的特权。

2、秦代的焚书坑儒严重打击了士的政治地位

秦国变法最为彻底，直接将原有的封邑改为郡县制，官职由王直接任命，加强了中央集权。官员的经济来源从“采邑”、“食地”改为俸禄。士们为了获得经济来源只能附庸于王。秦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身边就围绕着大量的“士”，这些士们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上产生了分歧。以博士淳于越为代表的士劝说秦始皇恢复分封，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使士恢复到原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丞相李斯趁机进言秦始皇，先后组织了多次焚书坑儒活动，力图在根本上消灭旧有的“士”的存在基础。

焚书坑儒的标志着士作为一个特权阶级的时代彻底的消失了。士在战国时渴望通过功劳获得世袭官位和经济来源的想法从此刻被彻底抹杀了。从此以后，士只能通过自己的出售自己的才识来获得功劳才能获得俸禄，成为皇帝或者君主的附庸，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上下起伏。三、两汉时期的士大夫社会

汉初时官位的授予大多依靠军功评定，也有一些极具才能的人被皇帝欣赏而被任命。这是的高阶官位大多还是在军功、宗室皇亲以及外戚中产生。直到汉武帝时期建立了“察举制”：皇帝直接征召地方上有显名的人才，为“察访征召”；地方官员向中央推举人才，为“举孝廉”。可以说察举制的创立标志着士重新获得了晋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尽管在当时并不是世袭性质的。“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句话此时成为了士的心声。

董仲舒

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察举制”对士的影响

必须肯定的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广泛活跃在政治舞台的士们的确是具有才识的，他们通过对各种学说的学习和灵活运用才得以获得相应的官位。可以说此时的士不再是指原有的那一批世袭制度下的士，而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异于常人、极具才识的士。士们会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改变自身的知识体系，从而获得统治者的欣赏和任用。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所接受，从此以董仲舒诠释的儒家学说成为了统治者选拔官员的标准。察举制就是根据这一标准任用人才。士们为了能够获得统治者的任用，开始学习儒家经典，以期许可以得到官位。而得到官位的士则对于下一代继续用儒家经典作为教育材料，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家族可以长期跻身于政治舞台。

这就是影响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甚至隋唐的士族最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面貌。西汉时的士向儒士发展，通过本身的才识获得官位，通过官位获得经济上的优势，再使用经济优势开发文化上的优势，最终形成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

2、西汉时士大夫的最终形成

从汉武帝开始，以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被任命为丞相以及汉武帝选拔亲信臣属设立“内朝”为标志，西汉时儒士代替军功集团成为统治者支柱的政治结构正式形成。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量选用平民出身的儒士担任官位，削弱了亲贵的权力，也对传统的“相权”起到了制约。

汉武帝时采取的抑制豪强政策在之后被汉元帝所放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众豪强利用手中积累的大量财富不断的兼并土地。而被任命为官员的儒士们就与豪强们沆瀣一气，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与豪强进行交易，从而在豪强兼并土地的活动中获得了财富和土地。有的更是与豪强直接结亲，形成了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虽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但儒士们却做好崛起的准备，完成了前期资本的沉淀。

西汉末年国家的统治彻底崩溃，儒士出身的王莽夺取了皇帝位，进行了“托古改制”，希望能够缓和社会矛盾。

而王莽改革最核心的政策就是恢复王田，企图通过恢复到西周时期的采邑、食地来恢复士的地位。但是此时的士已经不再满足原有的世袭食地，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私有土地远远超过了采邑、食地的水平。于是王莽最终在农民起义和世族反对中死去，建立的新朝也被推翻。而儒士们则在这一场政治、军事斗争中发展为士大夫集团。

3、东汉的建立与士大夫向士族的发展

刘秀建立的东汉就是在豪强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的拥立下统一天下的。在征战四方的同时豪强与士大夫凭借着军功和家族势力进一步扩大影响，导致新建立政权选拔官员的制度察举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本西汉时是地方官员推举有能力的人后由朝廷任命官职，在东汉因为整个政权的基础变化为士大夫集团和豪强集团的支持，致使察举制中拥有推举权力的官员都是士大夫和豪强，被推举出来的人也都是士大夫和豪强的子侄兄弟。

只是在东汉依然重视德行、士人比较关注自身的声誉，大多为官员们互相推举对方家族的成员，并没有直接推举自己家族的成员。

士大夫拥有的文化上的垄断与豪强拥有的经济上的基础相结合，最终发展为“经学传家”、“坐拥部曲”的士族。士族通过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进一步垄断了官阶，并在东汉末年形成了众多的以家族为单位的士族阶级。士族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甚至威胁到了皇权，东汉的皇帝们为了平衡政权不得不借用宦官和外戚的势力，这也是东汉中后期宦官与外戚势力相互交叠的原因。桓帝通过“党锢”来打压士族，灵帝利用“卖官鬻爵”的方法打压士族，也都没有最终成功。

在因为士族兼并土地引发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后爆发了黄巾起义，为镇压这次起义统治者不得不允许士族们可以招募军队维持地方，使得士大夫们从“财阀”和“学阀”进一步向“军阀”发展，并最终在曹丕确认了“九品中正制”承认了士族的政治地位后拥立曹魏取代了东汉。四、结语

士发展为士大夫的整个过程恰好是两汉的整个历史。从最初的为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到最终的为满足自己阶级的政治需要而推翻原有统治者，这个过程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初期的发展过程。士到士大夫再到士族，是土地私有制经济在探索发展的时期，也是士通过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而获得政治地位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史记》

2、《汉书》

3、《后汉书》

4、《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