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建立之初，元老级人物周公已经初步制定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礼法体制，建立了从庶民到卿大夫再到诸侯直至顶层周天子的礼制体系，诸侯隔一段时间必须朝贡天子，随天子征讨四方。直到出现著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事件后，幽王被攻入京城的游牧民族所杀，周平王迁都东周。诸侯国为了争权夺利，忽视礼制道义，礼法的加强成为春秋时期统治者们关心的话题之一，同时也成为整个春秋时期不可避免的趋势。一、 春秋时期各国主张以“礼制”为主进行外交，打着“尊王攘夷”口号的齐国率先提出遵礼，但是关于礼节没有明确的规定，小国经常以“非礼也”来对抗大国的约束，“礼制”的加强成为普遍的追求

春秋时期各国大抵的外交和政治目标是称霸而非灭国，所以在春秋早期小国林立，而大国通常也不会主动去亡国灭种，而是让小国服从自己——以礼制为手段的外交手段正式普及。

最先提出“尊王攘夷”口号的齐国，对小国的态度上就比较宽容，允许其在乱世立足，但是在礼制上要服从打着守卫天子旗号的齐国的领导。

而其余大国也正是因为碍于礼法的限制，不愿在明面上与齐国进行争霸，正因其在行事准则的合法性，和自身营造的遵礼的形象，使得攻伐齐国更加不可能，反而违背齐国意志成了天下之大不韪。

一直维护礼制的孔子对齐国的这种做法更是称赞不已，虽然他本人对齐相管仲抱有成见，但是却对齐国这种表面上维护礼制的做法给予肯定。

在遵礼这件事上，大国偶尔也讨不到好处。小国往往以一句“非礼也”怼的大国无言以对。一次，楚国攻打吴国，陈国派出使者公孙贞子前往慰问，无奈公孙贞子身体素质欠佳，还没到吴国自己就死在路上了，陈国使团只好抬着这位大人的棺材去了吴国。

这时候吴国就不乐意了，让别人的棺材进自家城门那可不晦气吗，这时候陈国副使就不乐意了，他向吴国争辩说：出使国的使者在路途上死亡理应受到尊重，按照古礼也应当由贵国收殓，而现在堂堂吴国竟然想要弃我国使臣灵柩于不顾，你这一弃，就是丢了礼节，你们国家丢了礼还指望民众服从你吗？

这几句话一说，把吴国上下怼的哑口无言，最终只好按照礼法让公孙的灵柩入城。这件事的处理手段本身并无出彩之处，关键是陈国使臣的勇气和据理力争的气魄。

这件事也为当时的陈国挽回了一点颜面，提高了其国家地位。这同时也侧面说明了维护礼法的重要性，即使国与国之间实力存在压倒性的差距，但是大国往往也不愿撕破礼法这层关系免得自身得不偿失。

当然正式外交上同样也是如此，诸侯无论多强大也不会想着去称王，这是对周天子的不敬，更是在挑衅其他诸侯，必定会引来各国兴师问罪。

诸侯之间也并不存在朝觐的关系，无论国力强弱，同等爵位的诸侯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最多也就抱抱团打个会盟的旗号来欺负弱小的小国，这是与战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势。二、 春秋时期社会以不违背礼制为本，体现出仁义信，不论是国家外交往来、还是诸侯国争夺权力进行战争，甚至是个人品行，都是礼制的具体表现形式

战争通常都是伴随着杀戮的，但是奇特的是，春秋时期的战争并非如此，战胜国很少屠城杀俘，甚至在战争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的想要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是更加在乎合乎规矩地取胜。

（一）国家往来交往，不乘虚而入且兼怀天下，符合礼制

这在中国战争史上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战争里遵守礼制的具体表现就是仁、义、信，比如楚国曾出师陈国，但是刚巧遇上陈国国君薨亡，于是楚军便主动撤退了，在我们现在看来这种行为未免有幼稚。

可是当时楚国的做法却为时人称道，被称为大国行礼，对楚国营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有积极作用。再如晋文公重耳曾经流亡楚国，被楚君以礼相待，这当然让当时还是流亡客的重耳很感动。他对楚君说日后如果能够回到晋国复兴晋国，遇上晋楚两国交战一定不咄咄相逼，将阵线推后三舍。

而楚君也觉得重耳这个人很有潜力，就护送他离开楚国，重耳之后也没有辜负楚君期望，复夺了君位。宋被楚攻打，晋文公派兵前往支援，在遇上楚军的时候并没有直接作战，他选择主动践行当时自己的诺言，将军队向后撤了九十里也就是古代的三舍，直到城濮与楚军展开决战而获胜，奠定了自己的霸主根基。

（二）争霸战争不允许夺帅斩将，不无辜屠杀守礼之人

在后世战争中强调的“夺帅斩将”策略在春秋时期也被视为是大不义，这个时候有着在战争中不杀国君和君子的传统。齐晋之间曾发生过一场战争，在乱战中，齐国略处下风，这个时候晋国将领韩厥驾车准备冲撞齐君座驾。齐君后撤途中，为齐顷公驾车的御守对他说这个追赶的人是晋国的君子，请求将他下车。

而这时齐顷公持反对态度，他说既然知道来的人是君子那就更不能伤害他了，这不符合礼节，于是象征性的射死了韩厥的车左和车右，而韩厥的君子美誉使他在危险中得以存活。

不过韩厥最终还是追上了齐顷公的战车，这家伙也很守礼制，并没有在追上齐君之后就伤害或胁迫他，而是以礼相待，拜稽首请求齐顷公撤军。最后齐顷公只好答应撤军，在齐军撤退之时，晋国也没有痛打落水狗。在这个时期，国家间的战争真的是非常奇妙，倒不如说更像是表演走秀来展示己方的仁义守礼。

这种病态地遵守礼制的行为也给战争中的优势方带来很多麻烦。宋襄公在泓之战中， “不以险隘”、“不鼓不成列”，身边的将领请求在楚军渡河之前进攻，或在楚军渡河途中进攻以及在楚军阵型不稳时进攻。

但是这些建议都被宋襄公一一拒绝，理由当然是“不义“。结果就是兵力优势的宋军反被楚军击败，本人也在战争中受了伤。

这件事被后世耻笑了千年，可是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宋襄公的做法并无不妥，不过是楚军未遵守战争规则，导致宋襄公失败。不过这件事也让当时的军事家和国君认识到打仗不能死守仁义。

由于固定的礼制的存在，当时的国君也不如后世的封建王朝的帝王一般具有绝对性的权威，在君王做出与礼相悖的选择后，往往会被手下的臣民质疑，礼制对王权的限制因此格外明显。

（三）个人品行注重“义”的培养，大义灭亲的现象时常发生

在亲情和大义之间的抉择，有时候大义灭亲反而能得到更高的荣誉。石厚帮助州吁在卫国作乱 , 杀了卫桓公。 大臣石醋为了州吁之乱就设计把自己的儿子石厚给杀了。

石醋杀子平定卫国 , 弃小亲以成大义。桓公十五年，郑伯让雍纠杀祭仲，但是在征求了母亲的意见后，雍姬反而帮助父亲杀了自己的丈夫。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春秋时期贵族的行事准则，对礼制的崇拜使得亲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变得合理实际上却是不合理的。

再者春秋时期的国君大都懂得以民为本，这是很难得的，他们深知“百姓”的力量，也知道失民心者不得成功。比如夫差视民如仇最终亡国，而宋六卿在得到民众的支持后敢于驱逐专权的大尹。

这些都是民众给国家带来的影响，而百姓为何又这么有影响力实际上是西周立国便是以民为本，那么打着维护西周礼制的诸侯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国民权力的合法性，允许一些身份低微的君子参与到政事中。

这与后世至高无上的君权恰恰相悖。位极人臣的国君和手握大权的执政官员，只要依礼行事，不仅会赢得好名声，甚至可助其成就一番伟业。四、 春秋时期的礼制对各诸侯国不仅起到约束作用，而且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同时对后世“礼制”的制定及实施起到借鉴意义

比起礼法在社会中起的作用或是对诸侯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战争中遵礼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更是无法理解。毕竟一场战争的成败可能关乎国运，在战争中遵礼是否过于幼稚和儿戏呢？

我们如果拿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自然是不合适的，甚至在战国时期春秋遵礼的战争就已经常被作为反面教材了。但是事实上不同于战国时期的步骑兵生死厮杀，春秋时期的战争往往是以车战的形式实现的，这样的作战手段更加注重的是国力的比拼，毕竟一辆车很贵，车多的国家往往会取胜。

所以大家摆开阵型正面冲撞是一般的战争形式，一场野外的战斗持续时间也不会很长。而在战国时期，骑兵步兵各类兵种加入战场增加了战斗的不确定性，如果还是和以往一样不注重战术的作战势必难以取胜。

再者是天下格局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以让敌国臣服为目的了。自从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战国正式开启，国家间的战争目的变成了兼并土地并统一乱世。

而在春秋时期，霸道深入人心，以至于当时的霸主国尽管实力很强却并没有去兼并灭亡其他国家，既然并非生死决战，那么在战场上放放水能够增加自家的名声，何乐而不为呢？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春秋时代的君子和国君们却惺惺相惜，这样的场面在之后的战争中再难找到，进入战国后，射杀主帅，坑杀士卒都是取胜的重要手段。战争古礼构筑了春秋战争楼台的基座，而这样华而不实的楼台终将被滚滚而来的战国乱世所湮灭。

参考历史典献：

《左传》

《周礼》

《论语》

《尚书》

《礼记》

《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