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进是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第一位出场的。此人是华阴县的一个“富二代”，为人爽利大气，武艺一般，毕竟他少时由一些混饭吃的武师指导，童子功没打好。半年的时间禁军教头王进对其点拨，料想进展也有限。书中所言“史进打这十八般武艺，从新学得十分精熟”，不无夸张。

他家虽然没有矿，却多有田宅和为他家干活的庄户。史进本衣食无忧，不需要去打家劫舍，干刀口舔血的勾当。和生活所迫当盗贼、或被官府冤枉生命即将不保不得不上梁山不一样，史进的落草为寇竟然是自己主动防备贼寇所导致的。

少华山被朱武、陈达、杨春三个头领带领五七百个个喽啰占领，常常下山抢粮，直接威胁到史家庄的安全。史进不得不早做准备，他杀猪宰羊，大宴庄民，牵头将这些庄户人家组织起来，“修整门户墙垣，安排庄院，设立几处梆子，拴束衣甲，整顿刀马，提防贼寇”。史进在家乡自办民团，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乡亲和自家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中国历史上的民团兴办的缘由绝大多数和史进办民团一样，为了自保，很少有忠于朝廷、替官家剿贼的自觉，或者说这样的意识很淡漠。按理说，百姓缴纳了皇粮国税，官府就应该提供保卫百姓不被贼寇抢劫、伤害的公共服务。然而在中国古代，处乱世时，官兵根本保护不了老百姓的安全，他们对老百姓的残害比匪贼更甚，故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的说法。

吴用远赴石碣村策动阮氏三兄弟参加抢劫生辰纲团伙时，阮小二讲述他们兄弟不敢去水泊里捕大鱼的原因，是王伦和林冲占据了梁山水泊。吴用故意问及“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阮小五的回答是：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叫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

老百姓要想保护自家生命与财产，凑钱办民团是最为靠谱的。史进就是出于这种朴素的目的而将庄户人家武装起来。

史进因为办民团，结交了朱武等三位头领，最终走投无路，流落江湖，不得不为寇。这大概是早先他自己料想不到的结局。

陈达要强行借道去抢劫，史进阻拦，两人交战，陈达被擒。朱武、杨春施苦肉计，向史进下跪，让史进把他两人也抓起来一并送到华阴县衙门请赏。史进被感动了，不但放回了陈达，且备下好酒好菜招待三位头领，并与他们结为好友，不时地相互馈赠礼物。

史进如此做，固然有讲江湖义气的成分，如他所寻思的，“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耻笑我不英雄。”但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经过理性算计做出的选择。史进这样的地主，对官府没什么好感，师父王进被高太尉报复的事更让其看透了了官府。他办民团仅仅是为了保家卫乡，只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行。朱武、杨春做出束手就擒的样子是计谋，肯定留了后手。史进何必真和少华山这伙强盗结下血海深仇呢？如此山寨的人必然向史家庄报复，打仗是要死人的。他们这些庄户人家尽管组织起来，但面对的是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一伙亡命之徒——后来祝家庄和梁山的过节惹出了灭门之灾。史进和少华山头领结为朋友，史家庄不用拿庄户的生命做代价，而保得了一村平安，岂非最理想的状态？至于少华山的贼寇对华阴县官府造成的压力，史进何必去操那个闲心？

由于猎户李吉的告密，华阴县县尉、两个都头，带着三五百兵士，中秋之夜包围史家庄。朱武三个头领只带着几个跟随，正在庄上和史进喝酒。这祸事是史进的庄客带来的，出于道义，他不但不能将三个头领押送给官府，而且必须保证三人平安离开史家庄。即便他将三人送给官府，难保事后官府不会秋后算账，追究他“通匪”之罪。如此，本为了防贼寇的史家庄民团在史进带领下，和三个贼寇头领并肩一起与官军交战。书中描写道：庄里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枪架上各人挎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庄后草屋点着。庄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见里面火起，都奔来后面看。且说史进就中堂又放起火来，大开了庄门，呐声喊，杀将出来。

民团作为自卫组织，处在兵匪之间。官家好好利用，能帮助官兵剿匪；如果官府得罪了他们，他们很可能和匪贼合流，与官府为敌。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常态。

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起事，中华腹地大乱。安徽宿松人段光清正在浙江做官，他做过鄞县等多个县的知县、宁波知府、宁绍台道和浙江按察使。他在《镜湖自撰年谱》中对绿营兵战斗力之低下，以及民团模糊不定的面目有过精彩的记录。那时候，浙江一带的士绅，甚至包括一些地方官，很讨厌官军来此地驻防。这些营兵战斗力差，往往闻风而谈，可“长毛”不来时，他们抢掠百姓、勒索大户、逼迫地方官供养粮草器械，倒是好手。

1853年，小刀会起事，占领嘉定、上海县城，宁波震动，当地伏莽蠢蠢欲动。为了保证府城的安靖，段光清组织宁波城内的商铺居民携带兵器巡夜，“每夜于百户内派二十名巡夜，五夜一周，巡一夜可息四夜，亦不十分辛苦。”城西有一个绿营兵开设的店铺。清代的绿营是雇佣兵制，当兵吃粮职业化，兵饷低，还常被长官克扣，许多兵靠做小生意或手艺挣钱，当兵倒成了副业。其战斗力可想而知。这绿营兵对地保说，他不能参加民间组织的巡查，因为要随营官查夜。段光清把那个营兵叫来，说了一席话：尔不必对我说官话，若营中果每夜出巡，何须百姓巡夜？今我劝百姓巡夜，原欲其互相保卫耳，百姓不言苦，营兵反畏劳乎？

段光清还敲打这个营兵，既然吃粮当兵，本职工作是白天操练，晚上缉贼，为什么还能在城西开店？我带你去见营官，问问你是不是真的军人？营兵一看遇到硬茬了，马上服软，老老实实参加百姓的巡夜。

鄞县南乡姜毛山一些不法之徒受上海小刀会的鼓励，纠集起来打家劫舍。当地一个大户顾宏康兄弟，为人强悍而正直。顾宏康看到这些打枪的人都是附近乡村的，问他们：“你们这样公然大胆地抢掠，不害怕官法吗？”抢夺者会骂他一句：“此时尚以官法吓人，我等既先抢尔家。”

顾宏康马上回到家中，连夜发信，邀齐二、三十家富户，在附近的公庙中聚议。每家每亩地先捐钱一千文，很快就筹集了三万多串钱，以公庙为指挥中心，训练了六百多团勇。

这支民团后来成为段光清倚重的力量。姜毛山匪有一夜纠集了两千人去攻打宁波城，经过顾家所在的村庄时，被顾氏的民团伏击，大败。团练俘虏了十九名，顾宏康带团勇连夜押送其中三名到宁波城报信，要求段光清老爷派绿营兵去顾家的庄子里再把剩下的十六名俘虏提到城里。可绿营兵怕土匪报复，一个也不敢去。没办法，段光清只得亲自带领数名广勇（受招安的潮汕籍海盗布兴有部下）和家丁，连夜赶到顾家的庄子里将那十六名俘虏提到城里，次日正法。

绿营兵怕匪贼，一至于斯。剿“贼”无胆的绿营兵，虐民的手法却层出不穷，因此营兵和“匪”，在自卫的民团眼中，都是害人虫，没什么区别。对顾氏兄弟的民团，浙江官员有不同的看法，无非害怕坐大，段光清的前任在巡抚面前大讲顾氏兄弟的坏话。亏得段光清是个能员，尚能笼络住顾氏兄弟，使其为官府所用。

民团与官兵的冲突时有发生。清军的总兵明玉泰率部进入浙江，扰民特别厉害，民团对其恨之入骨。明部从金华进入到缙云的桃花岭下，当地民团高喊太平军杀到，明玉泰的兵未战先溃，被民团斩杀过半。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时，本来出自团练的湘军和当地民团时有冲突，有一次几十名宝勇（我老家宝庆府诸县的兵）被当地民团截杀。

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踏破后，由于北面、西面的防线尽失，浙江成为清军与太平军交战的重灾区。段光清记载了诸暨县官兵与百姓势若水火的仇恨：诸暨防兵不下二万，百姓与兵视若仇敌，每遇贼来，非官兵烧百姓房屋，即百姓放火烧官兵营盘；贼来无须打仗，止望火起处随即扑来，无不取胜。

对于民间团练，官府的态度素来是矛盾的。官兵不能保民安境，希望民团能起来自己保护自己；但又担心民团难以驾驭，仗着武装力量对抗官府。史进操练民团御贼却最终从贼的故事，不能仅仅以小说家言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