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带来欧洲开阔海外市场发现美洲大陆和东亚大陆进尔葡萄牙，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北美与日本接连发现白银藏量丰厚的优质银矿，欧洲对于中国高端手工工艺品的大量需求，几点综合一起，全球使用白银用以购买明朝手工艺制品全世界所产三分一白银流入大明境内，然而大明没有建立良好的海关系统，和健全的商税制度，这些白银大多流入官僚资本及民间富商，间接致使民间作坊十分繁荣加上明朝商税上的福利优惠（三十取一），大明在极短时间内成就了两宋三百年也没有实现的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而大明却没有良好的制度对于这大批量的金钱资本进行管控，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背后是大量资本注入官场成就官僚资本主义，官商的诞生，不满足于金钱的享受将触手伸向朝野，政治，这必然使国家利益逐步向金钱至上而不是君王至上（导致资本管控者不在能够管控），资本和君权出现了空前的敌对关系，以嘉靖和万历为首的帝王以不上朝等形式对抗或者说也是被官僚资本所逼，当时以浙江为全国最为富庶之地，而影响大明中晚期的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本就是浙商的代表人物（这也是为何东林党人一直被后人诟病），明后期朝野，晋商，徽商，粤商等官僚资本势力交错。其中出卖国家利益换取资本之事屡见不鲜，我们来看看大明是如何从抵制商业化，到商业化诞生，逐步逐步转向官僚资本主义，再到足以影响大明国运。

郑和船队

元朝之灭亡，与资本失控有着直接关系

《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

元朝占领南宋地区后并没有建立完善的官员制度，元朝通过使用自己贵族进行为官管理，并取消科举制度，阻止汉人上升路线，所以当时汉士族集团处于无事可做，只得将目光放在词曲创作和资本积累，总的养活自己，而元朝占领南宋地区，对于南宋皇族进行清除，当时地主，士绅，官僚集团依然存在，财富依然存在，而元朝繁荣的商业经济且对于社会没有严格的资本管理，商税制度并不完善官员贪腐严重元朝时期官商现象已经诞生切极为严重，元世祖时的回回权臣阿合马，以理财受宠于忽必烈，权倾天下。他“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六其子为“胡贾"，依仗父势官至中书右丞。接替阿合马掌财权的卢世荣，据载“以商贩所获之资"贿赂阿合马而入掌朝柄。他设立的一个经营国家钱谷的机关，“所司官吏，以善贾者为之。——《元史》卷一二0。

官商的唯利是图可以说是一方面在吸百姓的血另一方面也是在吸元朝统治者的血，元后世统治者有意改变却无法作为，对于盐税，逐年递增，盐税在70年里涨20倍，茶税涨240倍，商税涨十倍，实行包税制度由商人一次性给与国家在某区域税额，然后承包者可以在该区域向百姓收取高额税收。加上元朝货币制度上的以纸币为主货币，并没有金本位制度，或者白银本位导致纸币贬值严重，而商人则利用差价收取货物囤积粮食，侵吞田地。朱元璋祖辈至死连下葬的土地都没有，可见因为资本的失控而导致当时百姓的落魄。——《元史.食货志》

所以元朝在农民起义中灭亡了，那明朝是否有改观或者说得以避免答案是没有，虽然朱元璋极为仇富痛恨富商，官商，并且在建立明朝之初还大肆进行打压商人和大地主，并且对于商人地位进行重塑，将商重新放于“四民”之末，并且规定商人不可穿绸纱，一个农户之家假设有一人经商全家不许穿绸纱只是改换了方式，且朱元璋初期对于官僚集团大开杀戒，有一种我欲以我一世名声开万世太平之举然最后明皇室依然在官僚资本上失控直到其严重到成为大明灭亡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何说明朝事情要导入元朝，各朝各代根据前朝灭完的经验都会采取自己认为可以避免的方式改革，西汉因外戚而亡，东汉增加了内侍权力和地方实力，东汉又亡于外戚和内侍的斗争，晋朝广封诸侯王，因司马炎认为，曹氏本家实力薄弱导致外姓有机可乘，然八王之乱却导致西晋灭亡，宋朝文官强势，文强武弱，导致被外族侵略，元朝就取消科举制度，任用色目人协助管理天下，又导致国家松散社会不稳，官商肆虐，土地兼并，所以明朝的开国政策针对元朝的统治失败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明朝与官商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进行的百年斗争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小人但喜宽。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太祖宝训》

朱元璋说元朝以宽是天下不是说元朝是对百姓宽仁，而是宽松，简单点说是不管你死活，按照官方利益最大化来管理，这也是元初期社会得以繁荣而后期社会动荡严重的原因，没有制度，没有管理，没有要求，但百姓总要吃饭，吃不饱饭时哪怕你五户共用菜刀也组织不了百姓造反。然而朱元璋的方式又过于极端，朱元璋太理解百姓的疾苦了，可以说中华上下五千年能够在皇帝宝座上真正懂百姓的唯有朱元璋一人，他认为百姓各回本源，种地劳作，农业税几乎明朝一朝没有增长过，商税也是三十取一，这机会是不收商税，这是朱元璋对于百姓的体恤，也是对于社会百废待兴的政策照顾，在他的设想中，有地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然后为了节省政府开支，明朝官员可以说是明面上工资最低的，然而为了得到士族的支持，朱元璋设立了官员士族不用交税这以举措，然而士族却认为这是一种使百姓富足，官不聊生的举措，胡惟庸造反不是空穴来风，那数万人的支持也不都是冤枉，士族认为明朝矫正过枉是存在的，一场血腥换来的只是暂时的蛰伏。

朱元璋理解的是百姓疾苦，不理解的是人心难测，他万万没想到他对于百姓的关照最后会演变成明朝被腐蚀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大明朝官员在挖国家墙角，商人在挖国家墙角，连百姓都在挖国家墙角。斗米恩，升米仇。

朱元璋的思想是保守的，比如他封海政策，以及边关贸易的禁止，在朱元璋眼里这些外来思想总是变数，并且把国家未来政策编写在《祖训》之中，并且严令子孙不可更改，然而他忽视了资本推动下的惊人突破力。明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朱元璋四品以上官员不得经商的祖训也早已被人遗忘，官商的壮大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逃避国家赋税、恶化官场风气、以及破坏正常的经济市场秩序。各大商帮势力日益扩大，在朝中也培养了一批利益代言人。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未来得及冲破封建经济的桎梏枷锁，官僚地主阶级却借着这个势头渗透到经济领域。商人的身份逐步转变，在经过长期努力取得商籍后，打开了商人入仕的途径，连明代著名圣人王阳明都说过“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也越来越受大家认同，商业愈发兴盛而逐利攀比之风也开始盛行。明代官商一体化（官僚资本化）就是在不合理的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形成。它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导致封建时期君权和资本出现之接的对抗。体现形式为

（1）破坏盐法

盐法在明初期实行盐引制，因为明朝在边境设置军镇，驻守士兵，有些地区并不适合耕作，庞大的军队需要的粮食，国家运输需要极大的人员成本，有人提议，让商人运输粮草给与边关，边关在根据粮食数量，给与盐引使用盐引前往产盐地兑换食盐，在售卖给百姓，方便了边关也活跃了经济，然而明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粮食价格上升，鲜有人愿意如此，所以在弘治时期进行开中法，及商人使用白银购买盐引，国家借此收取盐税，但也就弘治一朝制度实行，到了后期边关腐败，盐引数量剧增，官员介入其中，强卖强买，盐价飘忽不定，百姓苦不堪言，而盐帮富商却逐步势大其中晋商就是最好的代表，首辅张四维，宣大总督王崇古是他的舅舅，他的父亲、叔父、岳父、等家人都是晋商，而且王崇古的家人几乎也都是大盐商。同时王、张两家还和礼部尚书马自强联姻，所以御史郜永春言“盐法之坏由势要行大商专利。”

（2）官员和商人进行合作走私，走私经济的繁荣是国家税收上的损失与破坏

嘉靖时期浙，闽地区倭患严重，然而朝廷巡抚，右副都御史朱纨在受皇明进行平定倭患时发现除了极少数被中国人雇来武装押运的日本浪人外，绝大多数都是闽浙沿海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由于闽浙沿海的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而宋元以来数百年的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东南沿海居民最重要的求生之路可以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涉及走私，然而这只是小家，真正影响国运的是走私身后的巨头，对于朱纨上任开始了严打，坚决执行海禁政策，并打击倭寇，实行连坐制度，有效的打击了走私和倭乱这严重影响了闽人和浙人的金饭碗，所以双方在朝中势力开始打压朱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俘获海盗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亦尽诛之。然御史陈九德因此参了朱纨一本，朝廷因此革去朱纨官职，朱纨愤而自杀，死前慷慨激昂的诉说：“公居恒叹吾贫无贿赂不任狱，病痔不任狱，负气不忍诟不任狱。纵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二粤之人必死我。我死自决之，不以授人也。”—《明史.朱纨传》朱纨死前该是多么的失望。朱纨死后走私和倭乱更为严重，知道朝廷没有办法任用，戚继光等名将才得以平息。虽然大量的白银进入中国，但绝大多数流入了官僚商人集团和走私集团的私囊中，明中央政府以及广大中小商人和百姓其实并没有多少白银，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享乐化消费——《白银帝国》李连利.，包括北方边境贸易也出现内地商人和边关将士和蒙古人之间的走私贸易，包括后金政权时期。私下也存在贸易。

（3）通过放贷控制官员

明朝的科举制度可以说十分吃金，一名学子如果没有丰厚的家底，从考学到分配到地方为官需要数年，而此间需要在京留任，京城米贵生活成本让寒门学子不得不选择借贷，以后期为官之后偿还，我在我的文章明朝故事：明朝官员任用制度的落后腐败导致地方官员严重缺岗贪腐之中有解释，“京债”在当时的普遍有多少官员因“京债”失去本心进而被利益集团操控，贪腐。

结束语：通过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官商集团对于朝政的阻碍与影响，这其中有明朝制度上的缺失，明朝对于资本的管控确实不够足够，在万历期间是皇权对于资本管控最为有力的时期，其中有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功劳，即便张居正倒台，万历也并没有出台减商税的政策，不仅如此，因为对官商阶层的抵触和防范，万历命宫中宦竖为“矿监”“税监”。从事商业税的收缴工作，并直接对万历负责。这直接损害了某些势力的利益，朝野奏折不断用以组织，矿税施行，并用百姓哀嚎，疾苦用以打压万历，然而万历并不吃这一套，不上朝，不回应奏折石沉大海，气急败坏的东林党领袖李三才对万历发出“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如此行径直接站在了皇帝对立面。然万历一朝后世回忆却是“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野议.盐政论》宋应星。然而万历却也阻止不了官商的渗透，到了天启、崇祯两朝，以及南明政权，官商几乎遍布朝野。李自成兵逼京城要求裂土封王，群臣不同意为何，李自成的地方可是晋商重要的根据地，崇祯要求迁都南京，群臣不同意为何，南京位于闽浙极近，皇帝远时尚可天高皇帝远，等皇帝来了，那实力必受影响，却用这祖宗法，百姓声来当借口真正为国的有几人。崇祯死前的那句“文人皆该杀”说的哪里是文人而是这些表面皇恩浩荡背地里却是为自己利益谋未来的官僚资本主义。明自后期国库连年空虚，崇祯时期连三百万两军饷都筹措不出，明朝自嘉靖时期至天启时期用近百年时间和官商做着斗争，到崇祯时期资本已经基本失控，大海盗郑龙从沿海之间收取的利益就达到上亿两白银，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则认为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有 2.24 亿两至 3.2 亿两，可以说明代商人的资本原始积累十分充足。然而就浙江一省之地一年的上交的赋税却只有几十万两。大明被一点点掏空直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