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头服(帽子)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戴什么帽子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权力和地位的重要认识。先秦时代,只有“士"(知识分子)及贵族才有冠冕,而普通老百姓只能用一幅方巾裹头。后人所谓“苍头”(韩国百姓所用)、“黔首”(秦国百姓所闻)就源于这个朝代。 古代各种头服 到了后来,由头上戴一顶头巾逐渐发展到“幞头”,即把原来包头用的方巾裁出四脚(四根带子),包头时先把巾覆于头上,先把两根大带从前额绕到脑后,多余的部分像两根飘带一样垂在脑后,叫两脚”,再用两根小带从脑后绕到头顶的发髻前面。 再往后才发展到头上戴帽子。由方布裏头到乌纱帽盖顶,这中间经历了很长时间。继幅巾、幞头而起的乌纱帽,它是否—开始就是官帽呢? 各式幞头 有一本中国古代文化史方面的书,在提到“乌纱帽”时,说它始自南北朝时代刘宋王朝建安王刘休仁——“建安王休仁做乌纱帽用乌纱抽扎帽边,民间称作‘司徒状"。”且不说这种说法于正史无证《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中并无任何有关乌纱帽的记载,而且时代也被推后了很长时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到“乌纱帽”的官修史书是《晋书》。 《晋书舆服志》上说:“帽名犹冠也。意取于蒙覆其首。其本欐古者冠无帧,冠下有欐,以为之。后世施愤于冠,因或裁缨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听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侍官乘车白帽、低帷,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官着乌纱帽,然则,往往主人宴居皆着帽矣。时江左野人已着帽。” 从《晋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帽子至迟到了晋代已经出现,而乌纱帽的准确出现日期是东晋成帝咸和九年,成帝咸和九年是公元334年。乌纱帽出现之初是“二宫直官”—内廷官员所服。这种情况从东晋到南北朝时代也没有多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然则亡人宴居皆着帽”,不知此帽是否为乌纱帽? 《隋书·礼仪志》:“帽自天子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纱者名高顶帽皇太子在上省则乌纱,在永福省者白纱。” 从《隋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隋代,帽子也并非只天子或五公官僚专用,“士人”即知识分子也可以享有。但纱帽却为皇太子所专用,是皇太子在上省时专门顶戴之物。 到了唐代,“乌纱”与“帽”连在一起,正式进入了官修的“正史” 《旧唐书舆服志》:(皇上)朔日受朝,则眼之黑介帧、白纱学衣白裙襦…拜陵则服之白纱帽,亦乌纱帽也。 又:“武德令皂太子衣服有衮冕,具服远游三梁冠,公服远游冠、乌纱帽。 这都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至公元650年)以前的事,到了唐玄宗登基之后,令百官详议礼数,当时的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师萧嵩等人认为:“至于贵贱之差,尊卑之异,则冠为首。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裳采章之数多少有别,自外不可事事差异。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礼重则具服,礼轻则从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末取,衣服不可减省,称谓须更变名。” 在这股“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乌纱帽”的佩戴者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从皇帝、皇太子的头顶,落到“士”这一阶层。 《旧唐书·舆服志》:“国子太学四门学生,参见则服之,书算学生、州县学生则乌纱帽、白裙襦、青领。”——各个州、各个县里的太学生们都可以戴乌纱帽了。 中唐时代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有诗记当时的名士(不是官)日:“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 这个时候的乌纱帽,由于官也可以戴,民也可以戴,所以,根本没有人用它来代称“官位”。 宋、元两代,官僚所戴多为“幞头漆沙幞头”和“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宋书·舆服志》:“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又:“幞头,一名折上巾,起自后周,然止以软帛垂脚,隋始以桐木为之,唐始以罗代缯……国朝(宋朝人自称)之制,君臣通服之。” 晚唐五代时期各种幞头从“文式百官常服”到“官位”的代称鸟纱帽是什么时候成了乌纱帽”的呢?最早的记载是明代。 《明书·舆服志》:“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圆领衫、东带为公服。” 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三年是公元1370年。从那个时代开始,乌纱帽开始成为官僚阶层的专利,平民百姓,即使是知识分子,倘若没有一官半职,也不得染指。 这里有几点情况需要加以说明,以往的一些文章或书籍,在提到乌纱帽成为“乌纱帽”的演变过程时,一般只是说它在明朝时成了王公百官平时上朝处理政务的正式官服”(详见《中国宫廷知识词典》),但却不知,在明代立国之初连官僚们的“父、兄、伯、叔、子、孙、弟、侄”也同样可以用乌纱帽。 《明史舆服志》:“洪武元年,礼部尚书崔亮奉诏议定,内外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用乌纱帽、软脚垂带、圆领衣、乌角带。” 当然,官僚的父、兄、伯、叔等人也沾了些“官”气,非一般庶民可比。 明朝时的乌纱帽 在明代一般老百姓是绝对不允许戴乌纱帽的。不戴乌纱帽,他们的头上戴什么呢? 《明史舆服志》:“明初,庶人婚,许假九品服。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为四方平定巾。……武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琥珀。庶人帽不得用顶。” 一般的平民百姓只许戴头巾,即使是戴帽子,也不准戴乌纱帽,而且不准戴名副其实的帽子,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帽子均有顶,而朱元璋给他的臣民百姓规定的帽子却无顶。 当时的读书人同样不准戴乌纱帽。 明朝时期的网巾 《明史舆服志》:“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洪武末,许戴遮阳帽。一开始时读书人只能戴巾——四方平定巾到了后来,准许戴帽子,也只能戴遮阳帽,而不能戴乌纱帽。乌纱帽既然与老百姓无缘,那它自然就成了官僚阶层的“专利了。” 我们不妨摘录几段明朝人的作品,证明乌纱帽在明朝已变成了乌纱帽”(官位)。 明人孙仁孺《东郭记与之大夫》:“觑了这人情笑杀,可道当今底是识乌纱。” 明人吴承恩《西游记》第八回附录:“小姐一见光蕊人材出众知是新科状元,心内十分欢喜,就将绣球抛下,恰打着光蕊的乌纱帽。” 明人冯惟敏《漬江引八不用》曲:“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是谁非不用讲。” 我们不妨拿这三段引文中提到的“乌纱帽”与唐人诗句中的“乌纱帽”做一比较。 我们前面已引了白居易的诗:“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再举—个李白《赠乌纱帽》诗的例子:“领得乌纱帽,全胜白接罗”在李白诗中“乌纱帽”与“白布裘”相对,“布裘”,布衣也,很明显是平民的打扮。 在李白诗中,“乌纱帽”与“白接罗”相对称,“接罗”,又称接夕”,是古代的一种头巾。很明显,太白先生也是把“乌纱帽成了一种普通的帽子,而没有把它当成官位。到了清代,官员和平民百姓的区别是有无“顶子。 ”顶子”又称“顶戴”“顶珠”,是清朝文武百官朝冠、吉服冠上镶嵌的宝石。区别当时官位的高低多用顶子——借助其质料和颜色显示品级高低。如一品官用红宝石顶,二品官用红珊瑚顶,三品官用蓝宝石顶,四品官用青金石顶,五品官用水晶顶,六品用砖磲顶,七品用素金顶,八品用阴文镂花金顶,九品用阳文镂花金顶。顶子只能按品级戴用,不能逾越。官员犯法,在革去官职时,还须摘去顶戴。 所以,在后世反映清代生活的电影、电视作品中我们常能看见或听见“摘去XX顶戴”的说法,但这只见于当时官方的文书中,而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的知识分子在说话或写文章时,为了避免犯忌,大多还是用“丢了乌纱帽”来形容某个人失了官位。其道理正如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明明写的是清朝前期的事,但表面却要把人物和人物所用的语言换成明代的样。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乌纱帽之成为“乌纱帽”(官位),中间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并不是每个朝代都用乌纱帽”来代指官位的,至少在明朝以前,丢了乌纱帽就是丢了乌纱帽,而不是表示丢了官位。 因此,在创作反映唐代人生活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大言不惭地让剧中人用“丢了头上的乌纱帽”来代替“丢了官位”,就犯了让今人满口“多乎哉,不多也”,或让古人谈情说爰口喊“" My love"一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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