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军费和奢费的扩张一直是造成财政匮乏的两大因素，各个时期赋税制度的繁简变化，以及种种法外之征的出现，亦常以此为转移。

唐中期后，由于财政失控，于是借军兴粮饷孔亟为名，力图正税外谋求周转，常制外另图虚估的“税外方园”之说，以及借皇室支用特需为名而出现地方竞相贡纳的“羡余奉献”之举，继前朝余绪而更成厉害。两者的盛行，并为我国封建赋税史上虐民之政，播下了遗毒，种下了祸根。一、“税外方园”的由来

“税外方园”，倡行于唐德宗平定藩镇叛乱之际，当时统治者回驻长安，喘息未定，不顾其他，唯致意于蓄取财物，以供奢费，而国家租调正税收入早已不敷军政费用支付，增创盐茶榷征和各种工商什税，亦难补收入不足，为免搜刮之议，于是巧立法外之征名目，增益皇帝内帑私藏。这种尽充帝王之私的敛取，实际上有唐一代，自始而渐由来已久，此时则更为发展。寻其变换名目踪迹，大致如次。

在唐中宗时，韦皇后夺权，为了植党营私，大卖官爵，按出钱多少，赐予不等的官爵名号，称为“斜封官”，意非出于考试荐拔正途，遂开非法征敛之途，类同于后代“捐纳”之制。当时，属于“斜封官”的人数多至数千人，超过正式官员名额数倍之多，其因出钱较少，只能备供吏部候选者则达数万人之多，更见其滥。皇室通过斜封，坐收卖官爵的收入，高兴奢费有了来源，而买得“斜封官”爵者，可以坐享棒禄，一应俸禄则归朝廷公库支付。利用特权，以此种方式获得法外所得，用作内帑私藏周转，从此启端。二、“税外方园”的另一种做法——“捉饯令史”

“捉饯令史”，始行于太宗贞观时。按唐旧例，凡京师官府及地方州官，均由朝廷专拨“公廨田”，取得收入，以供公私行政经费之需，后因用途不足，改为由京师诸司置备公廨本钱，放贷给所属吏员，用贷得的本钱，从事市肆贩易货物，每月向诸司按本纳息钱四千，称为“捉钱”。凡贷得公廨本钱，按月向官府纳息的吏员，称为“捉钱令史”。捉钱令使补名于吏部，满一年期受官，官府并于其从业经商期内，发给牒书，证明其身份，免去徭役，类似代表官方从事商业经营性质。

这种“税外方园”用资周转行政经费不足的做法，行之不久，民间有不向官府请贷本钱，自纳息钱于官府者，亦得从事贩买贸利。官府则以多征息钱为图，不计其它，由等于坐收“管理费”性质，尽管其后时有罢止，但官员以俸禄有限，利用公解本钱资金，经费创收，充裕“小金库”，流弊未绝，可见“税外方园”，在徳宗以前，已始作俑矣，其后则是余毒更甚而已。三、“羡余奉献”：唐朝皇室与地方官员的敛财办法

唐玄宗开元时，因天下户口升降数不多，监察御史宇文融献“括田”之策，搜刮籍外的羡余之田，以求增加赋税收入，凡逃户自报隐田入籍(登记入册)者，给予免役五年，每丁税钱一千五百，并派御史到各地进行查田括田，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亩如数。于是，地方州县领会上峰增敛赋税旨意，采取虚数浮报，将原属正用作为羡余之田，原列编户，列报为客户，从而年终共征得钱达百万缗。

这一以正为羡，增取赋调收入的做法，就为后来地方“羡余奉献”开了端。如王鉷为户口色役使时，即曾以括田为名，每岁进钱百余万缗，因非租庸正额，括田所得，均积存于皇帝私藏百宝大盈库，供天子燕使之用。可见，即是贞观、开元之世，封建帝王对敛钱充私之欲，并非清静无为，继其后者，致意于“羨余奉献”，自然更是有所抬头了。

唐制地方州郡除正赋上交朝廷外，另随当地所出，准绢为价，每年须向朝廷另行贡纳，规定不逾五十匹，原属“土贡”性质。到肃宗时，地方藩镇节度，兢谋取得皇帝宠幸，以便扩大擅权势力，各种进奉渐繁，名目极多，至德宗时发展到日有进奉，月有奉献，其来源则是变国家的常赋为羡余奉献，或则借名向百姓增敛。

不仅地方官员如此，朝廷中僚臣亦多以此阿幸取宠。如裴延令为相为事，兼领度支之责，即曾化公为私，以取宠用。一次奏称左藏(国库)库司多有失落差错，查检簿书，于粪土中得银十三万两，以及未列帐目的匹段杂物货值百万有余，认为既是帐外之物；当属“羡余”，应移归皇帝私藏支用，虽经另一大臣抗表申诉，并非帐外财产，而是每月申奏有据在案，要求推验详复，然而德宗对此始终不表态，上下欺蔽，借口羡余奉献，以及截留税款，肥私损财情事，也就愈来愈肆无忌惮。四、从赋税看唐代之衰亡

皇室私藏既不择手段力求充溢，国家库藏则因军费，奢费有增无减，已被侵蚀而日见支绌，于是，“税外方园”之议竞起。?如肃宗末年，租调使元载即以江淮一带虽经兵荒，地方尚有民脂民膏可刮，采取按战乱前图册记列土地户口状况，追征八年租调，凡属负欠逃亡者的田亩，计其大数由现在耕种者交纳之，并选豪吏为县令严刑逼威督催，对有粟帛之户，还发徒众围攻，没收所有财物而分之，造成民间略有粟谷者，均铤而走险，聚山林为盗。之后，又有青苗钱之征，则属超前预征性质。

宣宗时，于田赋“两税”外，榷征酒、茶、盐等九百余万缗，库收仍短缺数百万缗，更采取预征数年田赋办法，以补不足，“法外周转”愈来愈暴，已呈唐后期衰亡之势了。五、鉴唐代“税外方园”与“羡余奉献”的思考：

揆诸我国赋税源流，变相征收，历代有之，大抵处于开国草创时期，政尚简约，赋重薄取，社会经济从而获得发展，承平日久，晏安耽毒，靡费不计，兢图财赋之利，因时而起，结果则无不自陷于绝境。

唐中期，虽有杨炎提出“两税法”，进行赋税变革之举，揭示“量出制入”和“两税外加敛一分钱以狂法论”的原则，然而封建统治的腐朽本质，并不因此而舍弃“法外方园”，在各图权位以谋私利情况下，借“羡余奉献”作为利禄进身之阶，等于是一种官官交易。种种借口“创收”和“截留”肥私的弊，更成为公开的风尚。“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鉴唐代之失，方园周转，奉献谋私之害，不能不令后人深思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