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所在的年代，中国根本还没有爱国这个概念，国即是君，爱国与忠君浑然一体，可是光绪这个君是丁汝昌愿意忠的吗? 光绪能力不足又刚愎自用，偏听偏信又刻薄寡恩，很难得到臣属的忠心

光绪自幼长于深宫之中，深受一些伪君子的熏陶，如他的老师翁同龢、爱妃珍妃的老师文廷式、珍妃的哥哥志锐等，对执政的慈禧太后一直抱有敌意，所以在大婚亲政之后。

对以前慈禧倚为国之干城的李鸿章不但不拉拢示好（李鸿章忠于的是清王朝，而非慈禧个人），反而蓄意压制打击。

丁汝昌作为执掌北洋海军的淮系将领，更是处于被打压的前列。光绪在政治思想上深受翁同龢的影响，而翁同龢并非治世能臣，只是一偏狭儒生

在甲午战争前，因为慈禧有三品以上大臣任免需经她首肯的权力，光绪对位居从一品的丁汝昌不能怎么样，就压制北洋海军，不准海军进口武器，以至于不但装备无法更新换代，连正常的弹药供给都难以保证。

一个皇帝想方设法削弱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操作。李鸿章是光绪与慈禧斗争的牺牲品，丁汝昌则是光绪打压李鸿章的牺牲品

甲午战争爆发后，光绪借着战争掌握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三品这条不作数了），就开始放飞自我，胡作非为起来。

1、他不顾中日海军强弱对比，多次强令海军出海与日本海军决战。要说他不知道海军弱是不可能的，因为李鸿章在开战前就上奏说海军可战之舰只有8艘，而且老旧速缓，不如日本海军。

如果北洋海军真的按照他的瞎指挥去和日本海军决战，那么甲午战争就会结束得更早。丁汝昌只能阳奉阴违，仅在朝鲜西海岸巡弋，避免与日本海军决战，抓不到北洋海军的日本人也心有忌惮，不敢大肆通过最便捷的朝鲜西海岸运兵，只能走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和最南端的釜山。

2、日本海军为了打破北洋海军的“存在舰队”战略，派第一游击队炮击登州。这本来只是一次小袭扰，却被光绪抓住了机会，他强令丁汝昌必须确保没有一艘日本军舰能进入渤海湾。这无疑是强人所难，大海又没有关隘，再强势的海军也不能保证能够完全挡住敌人的袭扰。

从此北洋海军只能放弃在朝鲜沿海的巡弋，徒劳奔波于渤海湾内，日本则得以完全掌握了朝鲜沿海的制海权。

3、大东沟海战之后，北洋海军损失惨重，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与日本海军正面对抗的能力。光绪则开始变本加厉地迫害丁汝昌，以抢夺北洋海军的控制权。

从御史诬陷丁汝昌是假受伤，到斥责海军修理军舰速度太慢；从指责海军没有阻止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到指责海军没有守住旅顺口；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直接企图把丁汝昌抓到北京问罪，但北洋海军军官团对光绪的瞎指挥和乱加罪名早已不满，联合起来抵制，怕海军哗变的光绪才暂时收手。

4、即使在决定北洋海军命运的威海卫之战中，光绪的负面影响力也无所不在。由于上次撤出注定沦陷的旅顺口差点被捕，丁汝昌再也不敢率北洋海军离开威海卫，只能固守待援。而光绪任命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仅派1000人增援威海卫，甚至把从贵州来的援军扣下。

连丁汝昌上奏请奖励有功的海军将士，也被光绪否决。在这种一而再再而三要被君主置于死地的情况下，丁汝昌对光绪还有忠心可言吗?

真正让丁汝昌选择自杀的，是气节。

丁汝昌不是儒生，但也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气节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自理学流行以来，已经成为国人统一认可的道德标准。正所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丁汝昌当时穷途末路，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生路，像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劝降说的那样，暂避日本，等中国政治清明后，再回国效力（日本人也知道丁汝昌如果投降后留在中国一定被处死）。

这条路非常有可行性，丁汝昌本来就与伊东佑亨的老师胜海舟相交莫逆，到日本受庇护一点也不难。而且当时中日之间怨仇不深，“福龙”鱼雷艇管带蔡廷干被俘后担心回国被杀（这是肯定的），就留在日本，直到1901年清政府赦免北洋海军将士后才回国，后来成为民国政府的海军副司令、外交总长、代理总理，也没人说他是汉奸。然而这条生路，丁汝昌是不愿意走的。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为求生托庇于敌国，骗得了世人，骗不了自己。所以，他也就只能选择那条死路了，途穷之时，一死以全名节，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当做之事（蔡廷干不同，他是留美幼童，思维方式非常西化）。

所以，对丁汝昌的自杀，我们不能认为是逃避，他只是像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为了名节自尽的士大夫那样，是为了维护自己心中的气节而死。“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