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以任性放达称名于世。作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同样富有才学，却在魏晋之交这样的时代远离政治，不预世事。阮籍相貌不凡，能琴善啸，寄情山水，遨游竹林，这种翩然若仙的气质圈粉无数，成为当时乃至后代众多士人的偶像。

然而阮籍又是抑郁的，内心的痛苦与不羁的外在表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东晋王忱便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只是何以至此，有些难以索解。

（一）

无视礼教、任性不羁，这是阮籍的招牌。

母亲去世，阮籍还要坚持下完走了一半的棋局，服丧期间照样喝酒吃肉，旁若无人。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与其相见并送别，完全不讲叔嫂不通问的规矩。在邻家酒店喝酒，喝醉后就睡漂亮的女主人身旁，一点也不避嫌。有一兵户家里有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还未出嫁就意外身死，阮籍与其父兄素不相识，却很唐突地前往吊唁并且为之痛哭。

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真可称得上惊世骇俗，讥笑和质疑自然是免不了的。但阮籍毫不在乎，一句“礼岂为我辈设耶”硬怼回去，让人无话可说。阮籍的嫂子和那卖酒的女主人对阮籍的作为非常配合，并不以为怪诞，似乎都是阮籍的同类。而能够让阮籍为之哭祭一场，那位早死的美少女应该也是同道中人。

阮籍视遵守礼教的人为俗人，以不屑的态度对待，言语和行为上颇不尊重。裴楷去拜祭阮籍的母亲，阮籍散发箕踞，醉眼直视，非常没有礼貌。阮籍又创造青眼白眼待人的办法，如果认为对方是礼俗之人，就给他一个蔑视的白眼。能让阮籍青眼有加的人可不多，真是酷到没朋友。

更有甚者，阮籍入山见有名的隐士孙登，归来后作《大人先生传》，将遵法守礼的人比作为“裈中之虱”。裈就是裤子，棉裤里的虱子躲藏在棉絮里面，不敢离开缝隙，不敢走出裤裆，自以为是安全的地方。然而裤子一旦遭到火烧，这些虱子将无处可逃。所谓的君子受到礼教的束缚，与裤中之虱没什么两样。

阮籍对礼教人士的这一通讽刺，实在是够尖酸刻薄，当面打脸也不过如此。（二）

阮籍的特立独行，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按照通行的说法，阮籍这样做是为了避祸。

阮籍本来有济世之志，本人也很有才能，并不像其他名士那样只会矫情做作，百无一用。

阮籍曾出任东平相，自己骑驴到职，第一件事就是拆掉府院围墙，倒是符合现在的开门办政理念。阮籍只用了十来天，就实现了法令清简，工作效率极高。文才更是不在话下，司马昭作姿态辞让九锡，满朝公卿配合作秀要写劝进文书，阮籍便是众望所归的执笔人。在醉酒状态下写出来的稿子，词句清壮，别人还没法改动一个字，很有其父阮瑀的风范。

然而阮籍身处的时代，正是魏晋之交。司马氏不断培植根基，意图代魏，过程中免不了诛杀异己，政治氛围一度比较恐怖。采取远离政治的方式来避祸，是可以理解的。只是阮籍有才能又有志向，被迫放弃自己的理想，当然非常无奈。可能是由于这一原因，阮籍非常痛苦，像一个重度的抑郁症患者。

登广武山观看楚汉相争的古战场，阮籍感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可能是说刘邦项羽并非英雄，也可能是说当时当世没有英雄，还可能是遗憾自己不能成为英雄，总之是心情抑郁、惆怅。

阮籍时常驾车漫无目的的乱走，走到那无路可走的地方，便大哭而返。这一行为非常有感染力，隔着史书的纸页都能感受到那种绝望的心情。乐观豁达如苏轼，被贬到黄州三年后，面对寒食节的空庖冷灶，非常少见地意兴萧索，很自然而然地便以阮籍自况：“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阮籍还创作了大量《咏怀》诗，词句看上去冲淡，却不难读出其中饱含的痛苦心情和愤懑情绪。（三）

蔑视礼教，白眼看人，是为嫉俗；远宦避祸，心情苦闷，是为愤世。阮籍愤世嫉俗，其实社会和世人对阮籍却并没有什么不好。

阮籍当时的政治生态不能算恐怖，甚至还比较宽容。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消灭政敌曹爽，确实杀了不少人，包括何晏、夏侯玄这样的名士，一时人人自危。但经过司马父子三人多年经营，已基本控制局势，到司马昭掌权时，不需要也没有再行诛杀，除非是公然的反叛。即使是为曹魏集团说话的，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报复。

高贵乡公曹髦攻打司马昭，被贾充命令成济杀死。陈泰对此极为愤慨，声称最起码也要杀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虽然袒护贾充，但也没有把陈泰怎么样。阮籍死后晋代魏祚，氛围更加宽松。庾纯和贾充互相攻讦，庾纯当场质问“高贵乡公何在”。在新朝公然重翻旧案，要是上纲上线的话，定性为意图复辟也没什么问题。而司马炎也不过是在庾纯主动上表谢罪的情况下，给了个免官的处分而已。

当然，司马昭确实杀了嵇康，但是很难说有什么政治上的深意。嵇康卷入好友吕安的家事案子，钟会趁机诬陷嵇康曾参与毌丘俭的反叛。这事很大程度上只是钟会报私仇，属于个例性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是政治杀戮，多少也会牵连到其他人。但最终只杀了嵇康一人，连其子嵇绍都没有受到影响。

事实上，司马昭对阮籍是关照有加，甚至可以说是纵容。

高贵乡公继位时，阮籍就被赐爵关内侯，没有什么看得见的功劳，一不留神就被封侯了。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接掌权力。阮籍对司马昭说喜欢东平那个地方的风土，司马昭二话不说，安排阮籍任东平相。然而阮籍上任才仅仅十几天就回来了，以阮籍的习惯，多半也没办手续，想走就走。司马昭也没意见，又用为从事中郎。

阮籍听说步兵校尉署有人很会酿酒，署内存了好酒三百斛，便又要求去当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与屯骑、越骑、射声、长水并为“五营校尉”，分别统领一营劲旅，是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并不是什么闲职。阮籍的任职动机只是为了酒，相当的任性，可司马昭也让阮籍当了，而且一当就是七年。理所当然地，阮籍自然终日酣醉，荒废职事，司马昭并不过问。

司马昭对阮籍的要求，真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而阮籍要不就是关起门来读书，连着好几个月不出门；要不就是游山玩水，好多天不归。阮籍有职务在身，却白拿俸禄不任事，像是闲云野鹤，过得不要太快活。但司马昭并不以为意，听之任之。

司马昭甚至还想为司马炎求娶阮籍之女，阮籍连续醉了六十天，让来人无法开口商谈。司马昭不是傻瓜，不可能不知道这是阮籍耍小伎俩来故意躲避。可司马昭也就放弃，并没有为此生气。

阮籍嗜酒任性，说是为了避祸，可这些作为怎么看都像是在惹祸。阮籍在政治上抖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机灵，也就是运气好碰上司马昭。换了曹操试试？绝对不惯着。而生活中傲慢待人，也近似那个怼遍所有人，自己花样作死狂生祢衡。所谓口不臧否人物，以免得罪人，但他那青白眼大法，只怕比嘴上评价厉害得多。

而确实有不少人因此记恨，想以不遵礼教为名治他的罪，还是司马昭极力回护。（四）

阮籍引领的竹林风气，更是为时人所仰慕不已。阮籍似乎成为了评判人物高下的标杆，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待人，隐然是顺我者为名士、逆我者为俗人。而一众名士被蔑视了还不得不跪舔，大有“阮籍虐我千百遍，我待阮籍如初恋”的味道。

裴楷吊唁阮籍之母，受到了阮籍极不礼貌的对待，热脸贴了冷屁股，还得自己想法子为阮籍解释，好让自己下台阶。裴楷说阮籍是方外之人，可以不遵守礼仪，自己是俗人，才不得不严格守礼行事，两人各行各事，互不干涉。时论为之喝彩，认为裴楷说得好。

阮籍与王戎一起喝酒，刘昶也在坐，但阮籍偏偏不请他喝。还说比公荣（刘昶字公荣）强的，不能不和他喝酒；不如公荣的，也不能不和他饮酒；唯独就是公荣这样的，不能和他喝酒。

刘昶本人好酒，并且不挑酒友，和谁都能喝到一起，理论就是胜过公荣的、不如公荣的、和公荣一样的，都不可不一起喝酒。阮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只是调侃，也还不伤大雅。问题是阮籍真就不给刘昶酒喝，从头到尾让他干看着，这就有点过分，应该是较上真了。

按说刘昶这种性格，算是比较真率了，和阮籍应该在一个调上，不知为何也入不了阮籍的法眼。而刘昶受此冷遇，居然也就这么在一旁一直尬坐，并不敢有任何意见。也许是深怕稍有不高兴，就会被斥为没有雅量。

即使是竹林之游的同道王戎，阮籍也直称其为“俗物”。阮籍和嵇康、山涛、刘伶在竹林喝酒，王戎后到，阮籍便说这个“俗物”又来败坏别人的兴致。这话怎么看也不像朋友间的玩笑，而王戎回答“你们这些人的兴致，也是能被人败坏的吗？”更像是腆着脸的讨好和赔笑。

找来找去，真正能被阮籍看得上的，嵇康应该算一个，隐士孙登也许算一个，其他人就不确定了，甚至竹林七贤的另外几位都不好说。祢衡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号称看得上的只有孔融、杨修，所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也不过如此吧。（五）

以一个现代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的眼光来看，阮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简直是太幸福。视天下人如无物，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还被人捧得高高的，在名士中的地位，恐怕也能称尊了。

那么阮籍极度的痛苦，就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来由。嵇康娶的是曹操曾孙女，与魏国有亲，感情上无法接受代魏的晋国，选择不合作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阮籍的经历来看，似乎又没有明显的亲魏仇晋倾向。

在没有被世俗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自己却无端地愤世嫉俗，阮籍这样是不是有点过于偏执？不客气地说，阮籍受到了社会极度的优待，占尽了便宜，里子面子都有了，还表现得极度痛苦，像是受到了多大的委屈，恐怕也是有点矫情了。

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才是阮籍理想中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才是阮籍想要的生活？

阮籍可以选择像山涛那样，出仕做官，认认真真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的志向。

也可以选择像孙登那样，安安心心地当一个隐士，如同他在《大人先生传》中描述的一样，“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山石为友，白云为亲，不问世事，不行礼俗，也是大好。

甚至也可以选择像刘伶那样，纵酒癫狂，逍遥无为。旁人拳头打来，便以瘦肋受之。过一天算一天，“死便埋我”，活得心无拘碍。

这几种方式，阮籍可以随心所欲，并无障碍。唯一可能的负面效果，那就是如果选择认真出仕做官的话，自己“方外之士”的人设会被颠覆吧。

对阮籍这样偏执的痛苦，后人也并非全部认同。年轻气盛、才华横溢的少年王勃，在滕王阁即兴创作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下笔如有神，写到意兴飞扬之时，豪情不可抑制，“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一哭”的句子喷薄而出。阮籍若是有知，面对几百年后小辈后生这样彻底的否定，不知会不会翻上一个大大的白眼。

（六）

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将礼教的各种规矩比作裤子，将固守礼教的人比作裈中之虱。按照这一理论，世上谁又不是裈中之虱？

即使是阮籍崇尚的老庄，主张的逍遥无为，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规矩。人囿于其中，照样难逃窠臼。刘伶声称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倒也不错。推而广之，天地也只不过是一条更大的裤子罢了。

何况阮籍还执着于区分自然和世俗，更加着了形迹。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本身就不够自然。乐广就很不以为然，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认为效仿阮籍的王澄、胡毋辅之这帮人以任放为达，未免矫揉造作。

阮籍入山见隐士孙登，想请教栖神导气之术，孙登根本不予理睬。阮籍长啸而退，退到半山才听到孙登响彻岩谷的啸声，算是给了少许面子。可见在孙登的眼里，视天下人如无物的阮籍，恐怕也只是一个世俗之人。蔑视他人的，也难免被人蔑视。

而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效仿阮籍的作风，被阮籍制止，说家族已经有个阮咸参与了，你就不要再玩这套了。原来这样的行为并非出于本性，而是人为的主动选择的。看来所谓的任性放达，不过是刻意为之的行为艺术而已。

所以遵守礼教也好，任性放达也好，也没有本质区别。大家都是裈中之虱，又何必以白眼看人？

参考资料：《晋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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