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嘉兴人包容开放的性格在历史上也曾经受过考验。

40年前，我到嘉兴市图书馆工作，不久就体会到嘉兴社会的包容大气和善待外地人的态度，在很短的时间里，我毫无困难的融入嘉兴社会，在工作生活中得到嘉兴本地人的友好帮助，也结识了许许多多的嘉兴朋友。

在我来嘉兴以后，一大批外地人先后到嘉兴工作，大家共同的感觉是嘉兴这个地方不排外，包容性强。嘉兴出租车司机中河南人比较多，每次打的我喜欢与司机聊天，了解他们到嘉兴的时间以及生活状况，这些司机大部分都有在其他城市开出租车的经历，相比嘉兴其他城市开出租车的收入可能还要更高一些，但是很多司机们还是选择在嘉兴购房落地，理由几乎是一致的，认为嘉兴人好，对外地人不歧视，在嘉兴生活比较舒心。

一个地方文化性格的形成，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嘉兴文化性格的形成也缘于它地处杭嘉湖平原的中心，在嘉兴历史发展过程中深刻受到江南运河的影响。

在江南运河开通之前，嘉兴偏处江南一隅，与外界交通联系不通畅，嘉兴社会经济发展较太湖周边其他地区要落后一些。江南运河开通后，嘉兴依托运河成为中国东南水运交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并融入全国水运系统。由嘉兴向北，通过运河可与苏州、常州、镇江等地联系；从镇江入长江，可达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从镇江渡北上通过大运河，与淮河黄河流域联系。嘉兴又是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宋元时期，今上海青浦境内的青龙港是江南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青龙港有人工运河顾会浦通华亭，由华亭经秀州塘至嘉兴与江南运河相连；今澉浦和乍浦港在宋元明清都是外贸大港，这些港口都通过人工水网与运河相接。

交通的通达有助于嘉兴人视野更为广阔，对开放包融的文化性格形成有较大的影响。近代嘉兴的沈曾植、陶模、许景澄、王国维、张元济、谭其骧等人一生学问、功业都呈现宏大的格局，就是嘉兴人胸怀开阔的例证。嘉兴人朱生豪，一生足迹东不过上海，西不逾杭州，北不渡长江，南不过杭州湾，但就是这位贫病交加的青年在困境中把英国莎士比亚戏剧系统的翻译成中文，朱译莎士比亚被翻译界公认为水平最高的译作。朱生豪蜗居嘉兴却从容地与世界对话，把嘉兴人开放包容的心态演绎到极致。

江南运河开通以后，嘉兴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在杭嘉湖平原开挖了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河道，形成以运河为骨干极为发达的人工水网，嘉兴也成为最典型的江南水乡。

水，刚柔并济，随物赋形，与人无争且又容纳万物，水的性格影响嘉兴人的性格的形成，沈钧儒先生在这方面极有代表性。沈钧儒先生平时对人彬彬有礼，说话温言细语，是社会公认的谦谦君子，但沈先生在民族大义上却尽现其性格中刚毅的一面。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沈钧儒先生与同仁奋起组织“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救国会在上海南京路组织抗日游行，沈钧儒老人总是列于游行队伍前排，带领游行队伍前进，其行为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沈钧儒提倡“主张坚决，态度平和”，体现了他刚柔相济的嘉兴人性格特点。嘉兴人龚宝铨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不谋一官半职，到浙江图书馆研究学问，真正履行了光复会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入会誓词，体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精神。

大运河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对嘉兴的意义在于南北宋之交大批中原与齐鲁世家大族通过大运河迁徙到嘉兴，极大提升嘉兴地域的文化品质。例如，孟子的嫡系子孙南宋初迁徙苏州，几经辗转迁居到嘉善，形成南孟一系，明代朝廷在嘉善设立亚圣庙；曲阜颜回的嫡系后裔颜复于建炎年间从山东举家迁居石门镇，子孙自为村落，取名陋巷村；宋皇族赵氏后裔迁居嘉兴城及竹林、桐乡洲泉、平湖广陈，嘉兴一支的后裔成为南宋的第二代皇帝、洲泉一支的后裔成为丞相。世家大族沿运河而下，散居嘉兴各地。朱敦儒，从洛阳迁居嘉兴放鹤州；项氏，从汴梁迁居嘉兴，后代出现项忠、项元汴、项笃寿、项圣漠等人物；岳珂，岳飞孙，南宋任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使，后代居嘉兴，出现岳元声、岳和声、岳骏声等人物；宋高宗南渡，曲阜濮凤扈从到南方，居住桐乡濮院，为宋元时期嘉兴巨族；海宁盐官陈氏为江南名门望族，其祖先也是南宋初从北方迁居的渤海高氏子孙。这些世家大族大都来自河南洛阳、汴梁与山东淄博、曲阜一带，这些地区是北宋文化最深厚的精华之区，他们为嘉兴注入厚重的中原文化基因，对嘉兴文化发展发挥重大的影响，也影响嘉兴人文化性格之形成。

江南运河开通以前，杭嘉湖平原大部是“数百里之间靡然榛莽”的沼泽荒野。有了运河，一方面能通过运河把杭嘉湖平原的积水北排吴淞江再流入大海，一方面又把天目山苕溪水引入嘉兴，由此为杭嘉湖平原的农业开发奠定了基础条件。中唐至五代时期，嘉兴在大力开挖以运河为骨干的水网的同时营造了湖塘圩田系统与塘浦圩田系统。“圩田四周皆泾港环绕，所以决田中之水以泄诸湖塘，而达于海也。田之积水可蓄于沟港，沟港通流则可散灌于塘浦，塘不遏则可以疾趋于江海” 。圩田内的低田适宜种植稻谷，圩田的圩岸和高地地势高适宜种桑树，为养蚕和丝绸产业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圩田奠定了嘉兴成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基础。明代，嘉兴以丝绸织造为主的纺织业十分发达，丝绸产品通过运河水运网络销售全国，还通过海港销往海外，嘉兴也成为知名的富庶之地，相对富裕的生活有助于嘉兴人养成平和达观的气质。历史上的嘉兴受儒家文化文化影响至深，号称“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儒家“修齐治平”的天下观也对嘉兴人的性格有一定影响。

嘉兴人包容开放的性格在历史上也曾经受过考验。太平天国时期，嘉兴与江南各地一样，社会经济经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嘉兴人口从太平天国前的290多万减少到只有90多万，田地荒芜，清地方官员招徕绍兴台州等地农民到嘉兴耕种，引起嘉兴当地人与“客民”的矛盾冲突。上世纪40年代后，江苏盐城、兴化、建湖的船民大批到嘉兴定居，这些船民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其语言与生活习惯与嘉兴本地人差异较大。经过短短几十年的磨合，嘉兴社会上的这些矛盾与歧视都消失不见。对嘉兴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嘉兴人的性格上增添了绍兴、台州、盐城人肯吃苦与勤俭办事优秀品质，此外就是在嘉兴人的饮食习惯上更增加了许多绍兴和盐城的饮食元素。

（作者为嘉兴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