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是古代帝王纪元所确立的名号，也是帝王正统的标志，是王朝政治理念的宣示。年号制度初创时期，制定和更改年号多集中在出现祥瑞和自然界有较大变故的时候，随着社会的发展，年号的设定逐渐与当时的政治联系在一起。有关年号使用对于政治的影响，学者柏桦在紫禁城杂志《年以为纪——皇帝年号》一文中有详细解读。

康熙

如汉光武帝“建武”、汉明帝“永平”、汉和帝“永元”等年号，则与当时求取兴盛升平的政治观点有一定的关系；唐宋时期的贞观、太平兴国、靖康等年号则完全依据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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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与当时的政治情况密切联系，往往反映出当时的时局和皇帝治理国家的意向和心理动态，因此也趋于稳定，不轻易改元。据考证，历代10年不变更年号者有：汉光武帝刘秀“建武”31年，汉明帝刘庄“永平”18年，汉和帝刘肇“永元”16年，汉献帝刘协“建安”24年，蜀汉后主刘禅“建兴”15年、“延熙”20年，孙吴大帝孙权“赤乌”12年，晋武帝司马炎“泰始”10年、“太康”10年，晋穆帝司马聃“永和”12年，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21年，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14年，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30年，南齐武帝萧赜“永明”11年，南梁武帝萧衍“天监”18年、“大同”11年，南陈宣帝陈顼“大建”14年，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建国”39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1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真君”11年，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23年，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17年，隋文帝杨坚“开皇”20年，隋炀帝杨广“大业”13年，唐太宗李世民“贞观”23年，唐玄宗李隆基“开元”29年、天宝14年，唐代宗李豫“大历”14年，唐徳宗李适“贞元”21年，唐宪宗李纯“元和”11年，唐宣宗李忱“大中”13年，唐懿宗李漼“咸通”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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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统计的仅是唐以前的年号，再加上其正统观念，于十六国并未算入其内，所以又统计有：东汉初公孙述“龙兴”12年，前赵主刘曜光初12年，后赵太祖石虎“建武”14年，成汉太宗李雄“玉衡”24年，前秦世祖苻坚“建元”20年，前燕后主慕容暐“建熙”11年，后秦高祖姚兴“弘始”17年，北燕太祖冯跋“太平”23年，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玄始”15年，西凉武昭王李暠“建初”13年，西秦武元王乞伏乾归“太初”13年，唐初梁师都“永隆”12年，南唐元宗李璟“保大”15年，南汉高祖刘龑“大有”14年，南汉中宗刘晟“乾和”14年，后蜀后主孟昶“广政”28年，宋高宗赵构“绍兴”32年，宋孝宗赵昚“淳熙”16年，宋宁宗赵扩“嘉定”17年，宋理宗赵昀“淳祐”13年，辽穆宗耶律璟“应历”19年，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20年、“太平”11年，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24年，西辽仁宗耶律夷列“绍兴”13年，西辽承天后耶律普速完“崇福”14年，西辽末主耶律直鲁古“天禧”34年，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天会”共14年，金世宗完颜雍“大定”29年，西夏景宗李元昊“天授礼法延祚”11年，西夏惠宗李秉常“大安”11年，西夏崇宗李乾顺“贞观”13年，西夏桓宗李纯祐“天庆”14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31年，元成宗铁穆耳“大徳”11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27年。

乾隆

改元一般要发诏书布告天下，诏书中一般将改元的意图明白宣示。如宋太宗赵匡义改元为“太平兴国”时的诏书云：“今者千官在列，万国来庭，被衮冕以临朝，顺乾坤而布政，改元更号，举前古之旧章，荡秽涤瑕，洽普天之大庆。”将意图宣示，要求“百职各思于振举，兆民俾乐于和平，同施翊赞之劳，永保延鸿之祚”。即便如此，许多年号还是受到祥异的影响， “迓天休庆星甘露之祥，麟凤龟龙之异，无不以之名年”。一直到宋元都没有多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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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宋真宗的“大中祥符”的年号，就是因为他做梦见神人星冠绛袍持大中祥符三篇赠送而改元。再如，宋仁宗最初年号为“天圣”，是因为太后临朝，因“天”字乃二人组成，所以称天圣；后来改为“明道”，也是日月同在，依然是二人；1056年，宋仁宗得病，很久才康复，认为是“俯赖股肱之助，先帝至德遗惠”，所以改元为“嘉祐”；他在位9次改元，各有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又有自己及自然灾害的理由。